儒家学说与中国式工业革命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2-2 3:18:35
-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封建农业国，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量已达到125万吨，中国从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80％左右，中国也由此诞生了历史上最早的商人集团。但是，在拥有如此众多的优越的发展条件下，中国却没有如同英国那样爆发工业革命，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式“工业革命”的爆发呢?
工业革命滞后的儒学讨论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认为，技术的改进将引发人口的增长，而非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他们不否认不同经济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水平，他们把这种差别归因于偏好习惯的不同，而不是技术或可用资源的不同，而社会生产能力的差别将唯一地决定人口的差别。
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即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过多的人口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收益。而我则认为，是儒家学说的发展阻滞了或日打断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春秋时期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这里的仁既包括了被统治阶级要遵纪守法，不越礼犯上，也同样包括了统治阶级要以“仁”、以“德”教化天下，即用王道治理天下，不施以苛政和任意刑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规模不大，人们大多还遵守了战争的礼法。但到了七十多年后的战国时代，社会经历了长期血腥的兼并战争，孔子的“仁”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现状，而“亚圣”孟子的出现又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他提出了“仁义”的思想，主张“性本善”，即人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反对苛政，反对残暴的阶级统治，认为“不杀者可以王天下”。在汉武帝刘彻以前，儒家学说一直是作为诸子百家学说中的一种，并不居于统治地位，而董仲舒鉴于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改造，废止了西汉立国初期的“无为而治”的国策，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杂霸”思想处于统治地位。他认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从而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正是这一思想，打击了西汉初期势力强大的同姓诸侯国，维护了中央集权。自此，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接下来的一个千年里，儒学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发展，直到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出现，将儒学更多地发展为一种理学，强调“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请注意，理学的大发展恰恰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两宋时期。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被束缚住了，旧中国再也没有了媲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经济学教授莱斯特·瑟罗，在其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6月号上的题为《个人、公司及国家所应遵循的新法则》一文中就精辟地论述了秩序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是不会有创造性的；但是，没有一定程序的秩序，创造性就会消失。”他以15世纪的中国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15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都遥遥领先于欧洲，但后来对秩序的追求抑制乃至禁止了技术革新，因此工业革命不可能出现在中国。
从以上儒家学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封建地主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玩弄学术理论的社会阶层，在春秋奴隶制社会末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利用儒学的“仁”、“义”思想躲避奴隶主的打击，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的“国家改革”打击腐朽的奴隶主势力，从而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当封建制根基稳固以后，他们又借用并发展儒家学说，将其政治化与宗教化，政治上巩固国家政权，思想上确立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当封建地主阶级感受到商人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威胁后，他们又进一步发展了儒学，向其中加入了大量的维护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士农工商”，为士者地位最高，为商者最为卑贱，“学而优则仕”，接个社会形成了对官员的盲目崇拜与对商人的极度鄙视，长期处于这么强大的社会思想压力下，稚嫩的中国“资产阶级”往往是刚刚有一点原始积累，就匆匆忙忙地用宝贵的资金在自己的家乡购置一块田地，然后守着田地与家眷，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中进士做大官光宗耀祖，不要像我一样做买卖······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就这样逐渐蜕变为旧地主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就无法对封建体制予以有力的一击，中国便无法爆发“工业革命”。如此，古代中国的车轮在工业化的大门前就止步不前，直到被西方列强“踢”进门。
由此可见，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了儒家学说，使之从独立的学派逐渐堕落为皇权专制主义的帮凶，打击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发展需降低交易费用
儒家学说强调秩序，强调等级观念，也强调规则，实际上，一些繁琐的程序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制约着企业效率的提高。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营业执照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需要一天就办下来，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需要数月才能办下来?这一问题发人深醒，经营环境的宽松，办事效率的提高，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增强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预设规则窒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我们不能否认一定的规章制度的必要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用一定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但规章制度不能过多过细。如果以规范为名制定太多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经营行为设置重重障碍的话，那就必然会扼杀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经济发展的活力。然而，中国大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误解了现代市场经济，以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用无数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并美其名日“规范化”。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和创新经济，而规章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和竞争条件的平等，它本身并不是市场经济所要追求的目标。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这里举一个许多对高科技产业发展史有一定了解的人耳熟能详、且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苹果电脑是乔布斯和沃兹在美国硅谷的车库中制造出来的。按照当前中国的标准，苹果计算机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无固定生产场地和办公场所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市场准入标准竟然比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还高，岂非咄咄怪事!旅美经济学教授钱颖一就指出，当前中国“规范”风的危害在于捆住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手脚。
如果事先预设许多规范性条件，不仅会窒息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且政府的寻租行为将会愈演愈烈，其消极后果可想而知。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切实减少以至彻底消除以规范为名、实为限制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的不必要的规章制度，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
其次，专注于关系而失去创新的动力。
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关系，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人们生存的第一要义。美国联合技术国际公司中国部总裁赖雷明博士，根据自身长期与中国人共事的经验。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四种差异：首先“是关系问题。初到中国的人，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凡是到过一些地方的人都会告诉你建立和编织关系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重要的，但初到这里的人认为他们遇到了完全独特东西——只有中国人才关切的东西。中国的不同之处是人们对建立关系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程度，整个时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几乎是中国人生命中最耗费功夫的一个方面。外国经理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那么普遍，以至在每一次不论是关于社会还是商业问题的会议上，中国与会者都在从事某一关系方面的工作。”
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定的人际关系是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关系”已上升到了人们时时刻刻需要考虑的地步，既有制度上的缺陷，也有儒家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法治不完备，许多事情无章可循，处理事情的弹性很大。如果能够利用个人关系，那么不仅可以顺利做成事情，而且还可以以较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办成事情，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其次是中国有关机构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许多事情并不清楚应由哪些部门处理，因而需要利用个人关系来了解情况，处理事情。中国的政府机构庞杂，企业办成事情所要打交道的部门及其人员很多，建立关系可以使事情得到较快解决。
毫无疑问，专注于关系的建立必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即主要通过釜底抽薪，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职能部门，让企业在建立与政府关系的过程中少费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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