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组织化之道探索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5-14 23:07:32
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社会的生产需要一场“反向运动”，即“保卫社会”，抵制政治专制主义和市场专制主义对社会生活的侵占。“保卫社会”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成立更多的民间组织，它需要的是与公民权结合在一起的公民社会。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生产应先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或者至少二者是同步的。生产公民权的途径包括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这也正是生产公民社会的两种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中国转型社会公民权生产机制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一种认同感政治，不再寻求特定的阶级利益，而更为关注社会问题。新社会运动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中国公民权生产中的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是有限的制度空间，而争取运动空间的过程，也正是公民意识增长以及公民权生产的过程。转型中国的新社会运动更多地表现为维权抗争，沈原曾分析了社会中三大阶级的维权活动，得出结论：农民是从维护“地权”的抗争走向公民权；劳工是从维护“劳动权”走向公民权；业主则是从维护自身房屋的“产权”走向公民权。(沈原，2007)在这些社会运动或者维权抗争中，运动的参与者实现了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公民权从中产生，公民社会也得以形成。
中国社会运动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正是改革催生了中国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认为决定和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发端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赵鼎新，2005)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出现，为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深层土壤。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格局调整引起了利益分化，中国已经由计划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由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利益不均衡，在社会中引发了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而矛盾与冲突常常酿成以维权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发生。如农业税取消前以减轻负担为目标的农民抗争，上个世纪末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工人上访维权，以及近年来一些城市居民为维护生存环境而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这些运动虽然具体目标不一致，但争取某些利益却是其共同之处。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运动具有显著的利益取向，具体的社会运动总是与特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社会运动的这种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基于合法性的追求，一般以某种公益性目标作为存在的基础。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存在基础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后果是，主流社会对民间组织开始具有一定的认同与接纳，而社会运动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与西方的“运动中的社会”相比，尽管中国的社会运动尚处于发育阶段，但社会运动毕竟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公民社会的生产拥有了一条不同于民间组织的路径。
五、结语：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三者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在某些领域它们是一种互补关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长，日益需要市场与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换言之，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都是必要的，不存在哪一种机制被代替的问题，由三种公共治理机制构成的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的担当者。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是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善治的基本前提。
随着政府放权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市场和社会逐渐有了存在的空间，特别是作为经济生活秩序建构者的市场，在政府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市场社会”。市场逻辑超越了经济生活，侵入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变为主导改革的一种基本力量。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强势逻辑最终使改革共识破灭，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思改革的呼声与要求。在原有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层适时提出了社会建设，以培育处于“缺席”状态下的社会。社会建设是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一种“反向运动”，是对“过度市场化”的积极回应，表明“市场神话”在中国社会的结束。政府开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解决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回归公共责任承担者的角色，推动“市场社会”过渡到“社会市场”。
要看到，民间组织只是发育公民社会的一种路径，特别是当民间组织作为政府选择的结果时，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和合法性难以保证，其功能发挥也是有限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尚存在另一种路径，即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与公民权的发育联系在一起，只有经过生产公民权的社会运动，公民社会才能完成从“自在社会”到“自为社会”的转变。改革以来利益分化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为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培育了深层土壤，具有利益取向的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业已成立的民间组织也借助社会运动扩大影响力，提高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两种组织化路径相结合加速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中国改革是重新探寻社会生活组织化逻辑的过程，改革以来社会组织化逻辑的转变反映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结构与功能的变动轨迹。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后，政府、市场和社会或者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正在形成结构优化、功能匹配的新型治理模式，共同维持着社会生活组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来越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常态，推动着中国逐步走向善治。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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