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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研究

作者:admin 来源:互联网日期:2010-1-14 21:55:28

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 , 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三）公共政策主体的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从提出政策问题、起草政策文本、执行政策及评估政策效果等过程都体现了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因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导致价值冲突，并且这些价值冲突是以职业群体或者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机会均等、规则一致、收益适当的公平政策环境，长远看来是一种不效率。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其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一）基本政策的完善。
　　基本政策的完善是社会和谐治理的重要手段。基本政策的完善对社会和谐治理的贡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或党纲的形式颁布新的政策以解决旧的基本政策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政策的完善形成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群。针对当前严重的各类失衡现象，今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要让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基本政策参与完善或设计出有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新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善治“功能的政策群。唯有如此，社会和谐治理才能得以实现。
　　（二）具体政策的构建。
　　1.损益补偿政策构建。
　　理性构建损益补偿的具体政策，就要尊重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我们知道，同一项公共政策的代价和获益很难集中于同一社会群体。而代价和获益的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构成了公共政策损益补偿规律的内在根据。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价值的时候，总要着眼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政策承载的利益是特定的。因此，一项公共政策向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倾斜，就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暂时失衡。损益补偿规律就是在一系列机制的作用下，在失衡与平衡的交替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该按照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理性构建具体的政策来补偿失地农民，让他们的生计可持续，如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的政策、制定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的政策、出台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政策、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等等。
　　2.收入分配政策构建。
　　（1）构建低收入群体长期持续的增收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会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两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低收入群体构建起长效的增收保障机制，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构筑坚实的基础。
　　（2）构建中等收入群体相对稳定的保持政策。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在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处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三个组的居民就属于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