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科课程的规划,主要在介绍当代媒体、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检视阶级、种族与性别等社会群体的差异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如何定位分析大众媒体与流行文化,同时探索相关的社会理论,练习基本的文化分析方法、社会调查的主要概念与技巧,以及社会变迁的理论。更重要的,学生必须修习文化理论( Theories of Culture)以及媒体所体现的政治观念(Media: The Politics of Rep resenta-tion) ,一方面针对每种不同媒体与流行文化形式展开深入的讨论,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与电影等;另一方面则针对特别的类型进行分析,例如新闻、记录片、娱乐节目、明星、情境喜剧和肥皂剧等。此外,审视媒体生产与组织的复杂过程、媒体文本、分配形式、受众的接收效果等。最具特色的是开设性别、种族、阶级、空间时间、意识型态、信息与传播科技以及文化与日常生活等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批判与分析能力。最后,该系与文学院合作提供称为媒体与文化研究(BA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的联合学位( joint degree) ,让学生充份获得来自文学批评的知识营养,可供选择的学科范围涵盖英国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国研究、西非研究, 或欧陆的语言学与文学等。在上述四个主题的课程规划下,文化研究的授课硕士班课程,主要在于提供社会学、人类学、媒体、文学与历史学中相关的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议题。给予学生理论与方法的训练,结合该系专任教师的研究兴趣与专长,深入探索当代媒体与文化议题,例如,性别与后殖民理论( Gender and Post colonialism) 、性别( Sexualities) 、意识型态理论与社会分析( Theories of Ideology and Social Analy-sis) 、媒体与公民权(Media and Citizenship ) 、科学与社会( Science and Society) 、文化研究方法(Re-search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 ,以及全球化、新伦理与政治认同( Globalization, New Ethnic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等。授课硕士班课程的规划并不像大学本科那样是综合性或概述式的,研究生也没有机会修习媒体的实务课程,完全以理论研究为主。
三、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
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关心比较集中于意识型态( ideology) 的层面,以及对实践的强调不同,英国的文化研究因其发展的脉络影响而较关注于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部份,即文化的生活体现。后来发展为两派,一派关注意识型态的作用, 指出文本可以作为意识型态的载具( vehi-cles) ,另一派则重新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借助对代表人物的分析,我们对其脉络的发展归纳如下。
威廉斯,英国文化研究的鼻祖。威廉斯的研究道路经历了从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到大众传媒研究的转变,他个人的学术轨迹召示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从早期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到《传播》再到后来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斯的研究兴趣一步步转向了大众传媒。这位伯明翰学派早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将文化从传统的思想、艺术经典或者人类精神成果的文献式记录中带到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威廉斯在《文化的分析》一文中提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述, 同时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他使得那些在经典的、资产阶级精英式的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内容,在文化研究中凸显出来。威廉斯使文化研究进入日常领域,进入生产组织、家庭结构等社会生产、交流的制度结构中。霍尔,从编码/解码到受众研究。1972年霍尔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集第3卷中发表了《新闻照片的决定》( The determination of news photo-graphs) ,《越轨、政治与媒体》(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以及对图片新闻杂志Picutre Post,以及对电视节目Panorama的分析。在这一系列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的媒体分析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7辑上发表了《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使他后来颇受传播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编码- 解码”理论。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观点论证,媒体话语不是呈现意义,而是在社会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生产意义。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 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 reality) ,制定“形势的定义”(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给受众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生产建构了信息,而阅读产生了意义。意义的产生又依赖于受众中存在的三种解码方式: 1.主导- 霸权式( dominant hegemonic position) ,受众在主导符号范围内进行解码,受众与传播者的立场一致。2. 协调符号( 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 ,受众一方面承认传播者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吸收他所用的符号,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与之不相同的独特意见,形成协商的立场。3. 对抗符号(oppose-tional code) ,受众接收到传播者采用的符号,了解了它的意图,但是以一种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道出了即使传播的内容已经包含了统治者的意图,受众的能动作用依然能够积极发挥,同时这种能动又是内涵丰富并且充满辩证法的。这正是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费斯克,生产性受众观,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思路的延伸。在他的《传播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0)中,费斯克开篇就指出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的分野,前者关注的是传送者和接收者如何进行译码( encode)和译码( decode) ,以及传递者如何使用传播媒介和管道。它探讨传播效果和正确性的问题。它视传播为某人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因此,如果传播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个学派则称其为「传播失败」,并且试图在传播过程的各阶段中,找出失败的原因。后者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它关注的是信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它的用语有「指意( signify)等词,此学派并不认为误解必然是传播失败的证据,因为误解可能来自于传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差异。费克斯认为,意义是由身处社会的读者和文本相结合而产生的,并不仅仅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受众阅读电视文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之间的对话过程。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在《电视文化》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有必要把受众想成一个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不断变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构成体的联盟。
严格地讲,在英国文化研究并不等同于大众传播学。从2002年开始,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与大学招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通过协作发展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简称为JACS( the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 。这一体系是研究生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通用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与传媒有关的文化研究分散于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的宽口径学科中,但传媒与文化研究,在主要英语国家已经确立了其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地位。其主要学科基础是社会学,此外还涉及政治科学、心理学、文艺批评、历史、以及哲学。[ 3 ]简单来讲,传媒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几个研究范围,包括媒体制作过程研究(p roduction studies) 、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和受众研究( audience research) 。譬如,制作过程研究可以运用参与或不参与的观察方法,对以新闻为主的媒体制作过程进行追踪解剖,以此揭示记者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的职业习惯,及其对新闻制作本身的影响。内容分析主要针对媒体呈现的节目本身,用量化分析或解读的方法揭示节目内容中被掩盖了的或更为深层的意义。受众研究是传媒研究中历史最长,数量上也最为庞杂的领域,早期研究主要是媒体对受众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渐成为热门,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设立了传媒和文化研究系并授予相关学位。
参考文献:
[ 1 ]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1.
[ 2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 3 ]许为民,张文军,林伟连,张健,张国昌.英国学科门类设置情况[DB /OL ] .http: / / ed.sjtu.edu.cn / subject/%B8% F7%B9%FA%D1%A7%BF%C6%C3%C5%C0% E0%C9% E8%D6%C3%C7% E9%BF%F6 /Englan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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