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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教育在中国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8-4-30 11:36:17

[摘要]传播学从实质性引进及其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回顾历史、分析现状与展望前景,可以用16个字概括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特点: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困难不少,前景看好。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传播学在中国从引进到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四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目前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又从三个方面展望了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前景。认为通过与国际国内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持之不懈的实践与探索,最终必将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学教育、研究模式与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播学;教育;中国
差不多与改革开放同步,传播学引入中国及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恰好已有四分之一世纪时间。从大量相关论文的发表,专著、教材与译著的出版,再到传播学本科、硕士、博士专业点的建立,以及国内国际研讨会的频频召开,直至后来全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国家重点学科的诞生等等,这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学科发展轨迹,既表明了以往的曲折,也展现了未来的光明,笔者1993 年6 月在台湾召开的“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曾概括的16个字:“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困难不少,前景看好”,至今仍为学界共识。
一、历史:从悄然起步到蓬勃兴起
中国引入传播学学科并开展这一学科的教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悄然起步阶段
在我国,最早接触并介绍传播学的学者当属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早在1957年,他就和几位同事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所办刊物《新闻学译丛》上翻译介绍过传播学相关内容,但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新闻学教育研究遭致毁灭性摧残,新闻学理论只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等等的代名词。新闻学尚且落到如此境地,传播学的引入和教育研究的兴起也就根本不可指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重大发展的传播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未能在中国这块沃土上落地生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宣传结束,中华大地,万象更新,新闻媒体和新闻理论教育界的广大从业人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大胆接触、探索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自然也对蕴含强大生命力的传播学以空前欣喜、渴望的心情予以关注。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率先于1978年7月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发表《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两篇文章[ 1 ] 。同年9月,由陈韵昭教授领衔给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生高年级学生开设传播学讲座和选修课,首次让传播学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陈教授的内容主要有:传播的含义、传播的发展史、传播的构成因素、传通路线与符号传送、传播的回馈、传播中“把关人”等,数以百计的学生怀着极大的兴趣争相选修此课,数十位各地高校青年教师相继来到复旦大学进修此课。该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以芳美教授应邀到复旦大学作了题为“日本公共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这个过程可谓传播学正式登陆中国,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序幕。值得特别肯定的是,在这其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中国传播学的引入与教育的创立上的领头羊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2. 蓬勃兴起阶段
到了1979年,第二次浪潮再度掀起,张隆栋、郑兴东、陈仁风、张藜、姜克安、王泰云、居延安、俞景璐、俞旭等京沪一批知名学者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将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传播过程理论、传播效果理论、传播受众、传播学分支理论、符号理论、把关人理论、传播社会功能及传播方式等,系统、详尽地予以介绍和阐述。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同样,中国的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活力也日益增添,一个以“请进来、走出去”为形式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局面也逐步形成。1982年5月,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传播学权威宣伟伯同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原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应邀在广州、上海、北京的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机构讲学,我国领导人曾会见了他们。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与该系部分教师座谈,交流大众传播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约翰·路特教授及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教授到复旦大学讲学。美国学者W·赛费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专程到复旦大学开设为期一学期的大众传播学课程。
与此同时,中国传播学者参加国际传播学理论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从1982年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和日本横滨参加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并宣读《变化中的报纸与变化中的新闻理论》起,至今每年均有数十位中国学者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地新闻传播系所和新闻单位,每年均会派出近百位学者去国外访学、进修传播学,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先后派出的访学、研修人员已达二千余人,目前各地院校传播学专业的“掌门人”,基本上均为这些访学、研修学成归来的人员。
3. 健康发展阶段
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的传播学者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其本身就是一种人际传播活动,更是一个促动,促使中国传播学教育研究健康、快速的发展,一时间,中国出现“传播学时髦、吃香”现象。
据初步统计,仅1982年到1985年期间,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文章就达200 余
篇,出版译著和教材近20本,主办的学术研讨会10余个。
继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新闻研究所、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 、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1985年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系所,充分发挥“工作母鸡”的作用,培训各地新闻院系前来进修传播学课程的教师,迄今为止,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先后接纳了四百余位。这一“滚雪球”方式产生了极大效应,据统计,目前中国高校设立传播学教学点的已接近五百个,甚至连一些师范专科学校、职工技校、民办大学等也设置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
同时,有关学校还将传播学的教学撒向社会,不失时机地为社会举办各类形式的培训班、进修班,使社会各界数以万计的人员接受、掌握了传播学科知识,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89年首次举办的公共关系函授班,因为是以讲授传播学内容为主,学员学习热情高涨,首期参加学习的人员就达八千余名,后又办了三期,学员超过三万。
二、现状: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传播学在中国已经落地,或者说,中国已经接受传播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总体状况也属健康、积极,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应当尽快着手解决。
1. 教学水准未见提升
2006年8月1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上,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吴文虎教授指出:“中国现在的传播学教育是比以前有很大发展,教学点多了,会讲这门课的人多了,但水准本质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两样。要下决心研究传播学理论,特别是原创理论,要敢于挑战前人,学科理论上要有突破。”
确实,我国目前传播学教育在量上比以往有很大的长进,但质上进步不明显,仍处于介绍、评价西方传播学和探讨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初级阶段,且介绍、评价的大部分是“通论”、“概论”一类,尚缺乏对大众传播学各个主要学派、主要实用领域以及主要研究方法的专门性评述,尤其是对国际传播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关注、采集不够。对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建设也没有标志性成果,尚未形成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方法,少有代表人物和学派。高素质、高水准教学团队的建设是时候了,刻不容缓。
2. 培养目标没有理清
目前中国普遍奉行的传播学培养目标是传递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这一目标含混不清,请问:传递文化知识非传播学专业莫属吗? 传播学术能力为何物? 职业技能又专指什么? 等等,显然这一培养目标没有特指性。于是,多年来,中国的传播学专业到底该从本科阶段还是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设置、毕业生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均未明确。2003年11月在合肥举行的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年会上有个主要议题,即传播学专业的设置应当放在本科生阶段,还是放在研究生阶段。三百余位与会学者争议颇大,虽最后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应建议教育部将传播学专业设在研究生阶段。
目前,中国大部分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均设在本科生阶段。至于为什么要设在本科阶段、课程设置针对性如何、学生毕业后该从事什么职业等等,则至今没有搞清楚。于是,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四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
对于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规范与完善、传播学教育的理念与做法、传播学基础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实习途径、单位与毕业去向等,都到了花大力气作专题深入研讨的时候了。笔者认为,传播学学理性相对强些,对研究问题的诉求相对高些,放在研究生阶段较为适宜,且国外也基本是设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应是媒体及社会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高端人才,其发现问题、设置议题、统筹兼顾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非一般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可比。目标是旗帜,是方向,是一切活动的统率,含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