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证券法》信用交易基本制度的规制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6-17 22:33:32
- [摘要] 我国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对信用交易打开了闸门，但仅仅是信用交易的“开口法”，《证券法》没有对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作出规定，对信用交易的规制完全交给行政法规或规章，导致对信用交易规制的制度效力低下，不能有效地规制信用交易。为了我国证券信用交易的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应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对信用交易的各项基本制度进行规定。
[关键词] 《证券法》；信用交易；证券基本法；完善
一、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
在资本证券市场上，对证券信用交易有不同的理解。台湾学者余雪明认为信用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代写论文广义上包括买卖双方相互给与之信用(定期结算交易)；证券商给与客户之贷款贷券信用(美国之margin trading，short selling)；由银行贷款顾客从事margin trading或给予以证券为担保之贷款，乃至证券买卖之选择权(options)。狭义则只指上述证券商及银行之贷款贷券业务[1]（P237）。我国学者厉以宁认为“信用交易，又称保证金交易或店头交易，它是指客户借款购买证券或者借进证券出售的行为，是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的结合，即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之间采用现货交易(当日交割)，客户与经纪人订立委托买卖契约，委托经纪人贷
款买进(融资)或贷券卖出(融券)，事后客户偿还经纪人的贷款或价款”[2]（225）。显然，厉以宁认为的信用交易包含在台湾学者余雪明的广义说内，本篇采取广义说法：信用交易包括证券商对客户的贷款贷券信用和银行对证券商的贷款贷券业务。
所以，证券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包括：第一，保证金制度。当客户自有券款不足时，客户向券商融资融券。券商向客户融资融券的多少，由保证金的比例决定。第二，对“券商授信”模式制度。当券商的券款不足时，券商向其他机构借贷。在此出现了分野，分为两种模式：美国的市场化对券商授信模式，当券商对投资者融资融券而自有券款不足时，券商就通过货币市场转向各商业银行融通；日本的集中化的对券商授信模式，当券商对投资者融资融券而自有券款不足时，只能向专门设立的证券金融公司融通。第三，对“券商授信”的比例制度。不管对券商的授信模式如何，都涉及到其他机构对券商的授信比例。
这些制度之称为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开金融风险，并且保护国家金融秩序，避免金融动荡，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保证金可以降低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风险，保证金制度在满足投资者以风险博利润的同时，能有效地起到“警报器”作用，提醒投资者认识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性；对国家来说，保证金能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因为保证金也影响到国家的信贷，保证金比率越高，国家银行流入股市的越低，国家信贷风险就低。保证金比例越低，国家银行资金流人股市的越高，国家的信贷风险就高。超出信用额度或保证金额度购买证券是导致1929年的股市崩溃的问题之一。所以，(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立法者决心防止这些情况的再度发生，其方法是建立一个规范可用来购买或持有的信用额度的基本制度——这就诞生了证券交易法对“信用交易保证金”、“对券商的授信模式”以及“对券商授信的比例”等基本制度作出了规定。
二、我国《证券法》缺乏对信用交易基本制度的规制
我国顺应了证券市场的发展潮流和适应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于2005年对原《证券法》第35(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36条(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进行了修正，为证券信用交易打开了闸门。新《证券法》第42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第142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显然，我国《证券法》是授权法，缺乏对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的规定。我国《证券法》对信用交易的规定模式是从我国台湾“拿来”的，台湾《证券交易法》第61条就是授权主管机关对信用交易进行规定的“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的额度，期限以及融资比率，融券保证金成数，由主管机关商经中央银行同意后定之；有价证券得为融资融券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3]（P432）。
我国《证券法》仅仅称得上为信用交易的“开口法”，立法者主要考虑到信用交易在我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现阶段无任何经验可谈，代写毕业论文授权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规定，可因时而动，随时调整。但也导致如下缺陷：从宏观上看，我国法律对信用交易的规定过于单薄，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从微观上看，我国证券基本法仅为信用交易开了缺口，对许多信用交易基本制度缺乏实质内容的规定，在证券基本法方面于法无据，并且给行政主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会导致证券信用交易在曲折中前进，影响信用交易的功能的发挥。这方面台湾已有教训。由于台湾《证券交易法》对信用交易的授信模式制度缺乏实质内容的规制，所以台湾的信用交易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1962～1973年的例行交易，1973～1979年的银行办理融资，1980～1990年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融资融券，1990～1995年证券商和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双轨办理融资融券，1996年至今的证券商单轨办理融资融券。又由于台湾《证券交易法》第61条规定对融资融券的保证金比率全部授权证券管理机关定之，所以，在1962年2月18日，台湾证券主管机关，将初始保证金提高为100％，信用交易就无形终止[4]（P94），使台湾《证券交易法》的第61条形同虚设，导致“法规、规章架空法律”的怪现象。在我国，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法律相比，效力低下，稳定性差，权威性不足，处罚力度有限，极易导致我国的信用交易走我国台湾地区的老路，摸着石头过河，走走停停，并且，行政法规主要出于管理的需要，有可能违背证券法的宗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一遇到经济过热，马上会采取急刹车，极大损害广大从事信用交易投资者的利益，又没有人为投资人的损失买单，导致投资者对信用交易胆小慎为，导致整个信用交易市场冷冷清清，有违制定信用交易的初衷。
三、借鉴美、日，完善我国《证券法》信用交易基本制度
从世界各国看，证券基本法不仅仅是信用交易的“开口法”，同时也是信用交易的“规制法”，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大都规定在证券基本法中，其他制度由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规定。
美国、日本是证券市场信用交易发达的国家，也是对信用交易规定得较完善的国家，它们的证券基本法对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都做出了实质性的规定，健全的证券基本法为信用交易机制的运作提供了法制平台。美国于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将信用交易首次纳入了证券基本法监管范畴，之后信用交易机制一直在证券基本法及其以下的法规、规章监管的框架内运作。日本、韩国等一些新兴的证券市场在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时，借鉴美国证券交易法的这一做法，使信用交易机制很快进入快车轨道。
因此，我国《证券法》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经验，对有关证券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作出规定，使信用交易制度得到权威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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