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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成本“透视”盈余管理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8-8-14 22:39:45

一、政治成本理论的历史演变
经济学理论将政治活动概念化为各利益集团或个人为财富转移而进行的竞争。“竞争”这一表述准确地传达出政治活动非单向性的特征。从本质上看，政治活动是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和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企业之间博弈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财富相对于企业的转出和转入。因而，所谓政治成本就是企业因政治活动承受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损失。1978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Watts&Zimmerman在“论建立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首次将这一理念引人实证会计的理论框架。正如Christenson对实证研究的描述：’实证会计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会计的社会学，因为其将焦点集中在人的行为而不是会计个体的行为或计量方面。”实证会计中的政治成本研究关注的是由于政治成本的存在，会计数据对不同利益集团或人员行为的影响。在W&Z有关政治成本实证研究的初期阶段，其目标是“建立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更好地理解驱动准则制定过程压力。”因而更侧重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行为研究。在随后发表的文献中，W&Z及其它会计学者(eg：Zmijewski&Hagerman，1981；Healy，1985，etc)一直致力于政治成本研究的提炼与扩展，开始关注政治成本对会计方法选择的解释和预测。在此基础上，1986年，W&Z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这一堪称经典的理论著作，在第十章“会计与政治活动”中辟专节阐述了政治活动对会计程序的影响，并提出了广被引用和检验的政治成本假说——规模假设，即“若其它条件不变，企业规模越大，管理人员越可能递延当期盈利。”经过进一步的论证，W&Z于1999年再度撰文强调：“政治成本是报告盈利的函数，因此会产生管理报告数据的冲动。”
二、政治活动与盈余管理
通常情况下，政治活动市场被认为不如资本市场有效，代写论文会计数据(尤其是盈利)在政治活动的财富分配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政治活动的影响会使那些对政治敏感的企业形成政治成本激励，而实务中应计制的应用和不同处理程序的并存(如折旧、存货计价、摊销期间的确定等)也为会计选择留下空间．从而促使企业产生冲动进行有利于自身效用的会计选择以降低政治成本。因报告盈利是所有会计程序共同作用的结果，故上述“传动”最终形成企业的盈余管理。上述关系可表示为：
政治活动一政治成本一政治成本激励一会计选择一盈余管理
我国传统上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多延承Schipper(1989)观点：“盈余管理是当局为误导信息使用者对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契约的结果而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时的判断和选择过程。”这一表述明显偏于贬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和经营观念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盈利管理并不等同于盈利操纵，盈利管理和会计判断具有客观并存性。因而修正这一定义使其更倾向于中性：“盈余管理是指旨在有目的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盈利管理的类型主要有三种：1．最大化盈余：管理当局在奖酬计划和债务契约影响下会力求盈余的最大化；2．最小化盈余：当管理当局出于政治成本考虑时，一般会选择降低盈余的会计程序；3．拉平盈余：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戈登(1964)的收益均衡化假设，通过对会计政策、方法或时点的选择减少各期间报告盈利的差异。前两者属于极端情况下的会计选择，然而，要保持健康的“新陈代谢”，过高或过低的盈利对企业和社会都是有害的。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的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的帕累托优化过程(伍中信)。因此，管理当局在盈余管理时，需要权衡各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到政治成本领域，其权衡因素就是影响企业政治成本的变量。
三、政治成本观下盈利管理的实证研究在中西方的发展
西方的实证研究中，企业规模常被作为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代写毕业论文认为规模代表了企业的政治敏感性。然而根据Zim—merman早在1982年的观点：“高度综合的变量(企业规模)有助于使理论变得越来越丰富，从而最终形成更完善的替代变量。”规模仅是政治成本最综合、最简化的一种变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变量的扩展和完善。1983年，Zimmerrnan在调查公司生产率与企业规模间的联系时，就发现简单假设的检验虽然可以证实会计选择的经验规律性，但却无法解释会计程序的截面差异，其它因素也会影响政治成本(汕头大学的李正明博士也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作过相似的调查，并得出相近的结论)。1997年，Lemon&C~arl在研究中同样发现公众压力变量(如行业等)要比规模、盈利变量具有更大的意义，认为要提高解释、预测能力，必须要建立比规模变量更为复杂的完善的政治假设。
完全区别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国政治成本研究的复杂性，从而使“中国特色”在该研究领域显示出独特的意义。自我国90年代开始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以来，政治成本的应用度一直不高，对政治成本观下企业盈利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更是鲜见。然而在我国，政治成本(有时被更广义的称为社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法规、税收、保护、监管、补贴等。此外，近几年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处于不断更正完善中的会计准则、会计科目更是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我国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外企都有较大的政治敏感性，国家的政府活动对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影响力(魏明海，2000)。”因此，为什么一些企业比其它企业更早或更晚采用某些会计准则，为什么企业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进行会计时点的选择等，都是现时政治成本观下研究盈利管理的重要课题。
四、从政治成本角度“透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
盈利管理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以政治成本角度对盈利管理的研究才刚起步，需要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政治成本变量。但由于政治成本属性的特殊性，以下所列变量的现实可计量性还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1．规模／盈利。根据W&Z的研究。规模大、盈利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收益；代写硕士论文而且由于某一期的巨额利润更容易被政治手段所消除．故平滑收益也是这一变量下盈余管理的主要目标。我国在这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虽然大规模企业在政治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但中国企业对政府行为的游说还很少见，反而更易受到集资、摊派、赞助、乱收费的“关照”。因而较之于西方，这一变量在政治成本函数中具有更高的系数。
2．管理者的政治期望。作为社会人的管理者(尤其是国企的管理人员)，或多或少抱有一定的政治期望。而且，由政治市场上高盈利造成的财富转出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个人财富，故政治成本反而会转化为个人的“政治资本”。因此，管理者更愿意对盈利进行正向调整。
3．行业。具有高公共敏感性的企业，如从事烟草生产、加工的企业，造成污染的企业，消耗能源的企业等，其高利润的信息会招致社会的不满，容易成为社会指责甚至诉讼的目标，导致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提高其社会责任成本补偿。因而，企业为降低政治成本，就可能采取减少或平滑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
4．垄断／竞争。在我国，垄断性企业大多同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如银行、保险、公共事业部门等)，政府出于控制经济资源，稳定市场秩序的考虑，需对其实行持续的、高度的监管控制。例如：国内外政府为防止垄断性收费损害公共利益，大都会对公共事业部门规定一定的收费率；也可能采取措施削弱其垄断地位(如电信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我国有效竞争环境还未建立之前，通过关税、补贴、职业壁垒等形式对某些企业(尤其是受到国外强烈冲击的民族企业)实施保护还是必要的，故这类企业往往是政治活动中财富转移的接受者。因而，这两类企业在政治成本激励下就可能通过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使自身效用最大化。
5．所有制形式。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外资、合资、国有、私营等，不同所有制企业其政治敏感性不同。如在我国改革开放环境下，吸引、利用、管理外资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主要目标任务、针对外资、合资企业的各项政治法规较多，监管的幅度也较大，使其未来财富转移的不确定性加大，因此外资、合资企业较之其它所有制企业更有可能根据潜在财富的转移方向进行会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