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10 15:15:49
-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
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代写毕业论文 “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关键词 大众化 中国新文学 理性自觉 文学接受 民族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发生了两次有影响的文学讨论:一是1930年开始,持续了八九年以“文艺大众化问题”为中心的系列讨论;二是抗战爆发后以“民族形式”为中心的讨论。它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文学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时间上也有紧密的连续性,它们是一次整体性的讨论。对这一讨论,学界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我以为,这些研究往往存在着方法和思维上的缺陷①。首先是观点的一元化。研究者大都持比较绝对的观点,对讨论者也多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缺乏客观细致的立体分析。其次是非文学的外在视角。不少论者立足于政治、历史等角度进行考察,侧重探究的是它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对文学本身的问题关注不够。再次是感性化的方法。研究者大都缺乏必要的理论高度,对讨论缺乏学理上的探讨和辨析。因此,“大众化”讨论的价值尚未得到准确的揭示,它与新文学发展的整体关系和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本文试图突破原有方法和视域的限制,主要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视角理性地审视“大众化”讨论,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代写硕士论文 “大众化”讨论何以能够发生,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上考察,然而我以为,时代因素固然对讨论起了诱导和推进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文学内部。正如胡风当时的反思:“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①这一讨论蕴涵着新文学的自我焦虑,是其自我发展愿望之体现。从“五四”到发生“大众化”讨论的30年代,新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虽然取得了对旧文学的成功,但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发显得严峻和迫切。“大众化”讨论之发生,是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
问题之一是新文学的形式自立问题。新文学是从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和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中孳生出来的,它欲走向真正的自立,既需要对二者进行协调和转换,在借鉴和吸收中丰富自己,也需要最终走出影响的阴影,建立起独立而成熟的主体形式。大体而言,新文学对西方文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摆脱影响,而对传统文学采取的办法则主要是如何从对立走向融合。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以及新与旧转折上的艰难,决定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也决定了新文学自立过程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以语言问题为例。语言的变革是新文学兴起的最初动因,也是它最醒目的外在特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将“白话文”作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决裂的
最重要标志,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普遍被人们称为“白话文运动”。为此,胡适对白话文有过明确
的要求:“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
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②并创作了《尝试集》作为这一要求的直接实践品。代写医学论文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白话文运动是具有很强合理性的,在短短几年间,白话文就取代文言文获得了在中小学校教材中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学界更成为白话文的天下。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似乎已经建立起来。
但实际上,新文学语言建设的难度远在倡导者的意料之外。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文学语
言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难题。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说过:“文学的特殊标志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是被当作词来感受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所指客体或一种感情爆发的代表,词以及词的安排、意义、内在和外在形式要求有自己的地位和价值。”③文学语言与口头语存在着必须的差别,也是文学“陌生化”特征的外部体现,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要求,胡适提出的单纯口语化显然过于简单和浅陋;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语言还面临着“影响的焦虑”问题。新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与传统白话文学有形似,但五四文学承载的是西方文化,与传统白话文学有本质的不同,这自然影响它从传统白话文中借取营养的限度。而且,尽管白话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一直处在民间和边缘地位,发展还不够成熟,与已臻纯熟阶段的文言文比较更是相形见绌。这样,新文学语言必然会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影响:一是传统的文言文。尽管受意识形态制约,作家不可能主张学习文言文,但他们受原有知识和文学习惯,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真正摆脱文言文的影子,成为白话文的“顺民”;二是“翻译体”语言。由于“翻译体”是伴随着具有强大精神优势的西方文学而来的,它自然会对新文学产生巨大的辐射力。新文学语言的成熟不可能离开文言文和“翻译体”的影响,但它又必须走出二者的阴影,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新文学的语言实践就体现着这一艰难。尽管胡适以《尝试集》为范例,但它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新文学进一步的创作实践中,像胡适一样完全“口语化”的作家非常之少,而是大都走上了另外的道路。新文学的代表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都不是完全的口语化语言,而是不同程度地借用了传统文言文和西方文学语言。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式和
古代典故的混合物。”①
周作人和鲁迅还对新文学的语言要求作了自己的阐述。周作人从与传统语言的关系入手,对民间口语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②并清晰地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理想:“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③鲁迅则更侧重于借鉴西方文学语言,他后来在翻译上的“硬译”要求是这一思想的明确体现,而在20年代他就表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④他们兄弟二人代表的是新文学语言不同发展方向的现实要求,也是对胡适过于简单的“口语化”要求的反拨和补充。
从文学语言的雅致和规范角度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的要求显然是合理的,但他们对“口语化”的拒绝,却也影响了新文学在大众中的影响和传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的“平民文学”初衷也有所背离。史华慈曾对五四文学语言有过这样的批评:“‘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文更远离大众的语言。”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因此,新文学作家的语言思想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固定和统一。胡适、傅东华等人就曾通过批评“语体文欧化”表示过不同的声音。⑥即使是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尽管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主张“欧化”方向,但又始终对“真正的平民文学”⑦有所介怀,并为此而赞同放弃汉字和“世界语”的极端主张。显然,如何在选择和融合中完成语言建设是新文学作家一项深重的难题。“大众化”讨论将新文学语言问题引人注目地提出来,从“大众化”角度对五四文学的语言方向进行反思和批评,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语言发展和寻找自我过程中的又一次反复,甚至可以说是胡适语言思想在经历过挫折之后的又一次复苏。⑧瞿秋白将大众化运动称作是“第三次文学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之二是大众对新文学的接受问题。这也是新文学一个始终难以摆脱的困境,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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