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唐人小说用诗研究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1-24 22:34:31
- 摘要：唐诗与唐人小说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唐人小说中拥有大量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机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从“四期说”的角度比对唐诗与小说的用诗，初唐诗坛因中有革，小说用诗低迷。盛唐诗坛呈现鼎盛之态，小说用诗出现俗诗短章。中唐诗人探索求新，小说用诗与唐诗和谐融通；晚唐诗坛出现衰退之象，小说用诗逐渐繁富。
关键词：唐诗；唐人小说；文学体式文学的发展，包括某种文学体式，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现象，而是与外界时常发生关系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文学本体历时性的丰富充实，也体现在共时性的异体借鉴与吸收在。唐代文学的标志是诗歌，研究唐人小说发展不能不参照唐诗，研究唐人小说之用诗现象，就更是如此。唐诗发展的运行轨迹、阶段划分问题，历来为治唐诗者所关注，其中影响最大、迄今仍为多数学人认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说”。与自宋以降众人注目的唐诗分期大不相同，学界对唐代小说分期的关注，则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说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参照了唐诗的分期，特别是“四唐说”而成的。
唐人小说的分期，受到了唐诗分期的影响。唐人小说中的诗歌，是否受到唐诗创作大气候的影响？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唐诗的总体风貌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探讨索解之必要。尽管有人将唐人小说中的诗歌与一般意义上的唐诗同视，如《全唐诗》卷862、卷867所录神仙鬼怪之诗，但唐代诗人之诗与小说之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诗人之诗是独立自足的文学体式，小说之诗则属于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文本组构的作用(虽然也可单独成立)。诗人之诗的作者当是于史有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说之诗从根本上讲，虽出自小说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诗人。因此，我们拟以唐诗发展线索为基本参照、以高木秉“四期说”的分期为坐标，分析唐诗与唐人小说之诗的相互关系。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一、初唐：诗坛的因中有革与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
初唐诗歌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由十八学士、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这一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诗人连接而成。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对南朝多所承继，于声律、辞章等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条线索由王绩——四杰——陈子昂构成。他们虽然未能居于文坛首领地位，但却能够以创作的别开生面或理论的别具一格，成为当时文风改革的生力军。［1］如以诗歌创作特征而论，上官仪与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华美合度，题材内容较狭窄贫弱；四杰与陈子昂将诗歌由宫廷引到了边塞、山川、社会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追求刚健有力的诗风。此外还有王绩、王梵志等人，则是以质朴之语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诗在初唐独树一帜。
初唐大体属于唐人小说发展初期（618-779）前段。这一阶段现存小说很少，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胡慧超《十二真君传》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用诗者仅有二则。一为王度《古镜记》中被宝镜照出真形为老狸的婢女鹦鹉临死前醉舞所歌：“宝镜宝镜，哀哉吾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2］卷230一为释道宣《唐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诗。第一首是明解由僧还俗应制科得第后所作的述志诗，抒发“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的喜悦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弃佛法，“不遵内教”而被拘阴府受苦，托梦生前相知表达的悔过、劝人、言别之辞：“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3］
本期是传奇小说形成的时期，上述存诗的两篇小说属于传奇体小说。篇中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均为抒情表意，诗与篇内相关内容的联结自然和谐，十分贴切。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诗作考察，《古镜记》中诗歌具有多种价值：一则可见《诗经》基本体式（四言）之遗型，可知唐世四言诗之状况。二则可见唐初对韵律的重视。诗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韵；后四句中二、四句押韵。虽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对韵脚的关注。三则可见通俗诗风的影响。一般四言诗，用语多古奥，再加上音节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与诵读的困难。此诗用语浅白，流利上口，与唐初通俗诗的风行是有关系的。至于《明解传》中的两首诗，属于合乎规范的律体诗(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诗的定型通常认为是在沈、宋之时，但五言律诗的定型早于七言律诗。这两首诗也可以作为律诗成于初唐的例证。此外，上引3首诗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视为对当时流行的辞华情少的宫廷御用应制唱和之作的突破。这与“四杰”所倡导的扩大诗歌题材内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与
俗诗短章进入小说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4］。所作诗歌“无美不臻”——“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狎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5］《唐诗援》序。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大胆深刻地批判现实，积极昂扬地开拓进取。诗歌中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的情调。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特征，与李白的精神最为接近，他们共同代表了“盛唐气象”、“盛唐精神”的主导方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舒适丰足的产物，他们的诗歌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杜甫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诗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会，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映战乱前夕及以后的现实，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对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实的描述，还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其诗与李白等人形成同质互补，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诗歌之风采。就诗歌体式而言，在盛唐诗坛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古体乐府。有的人甚至认为，此期的近体诗也带有古诗的风味：“诗在初盛，不独古风为古，其近体浑灏流转，较之中晚皆可谓之古诗。何也？其风格古，其气息古。”［6］卷8《闻鹤轩唐诗选序》古体诗包括古风、乐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韵、题材内容、情感抒发、声调节奏、表现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对宽松或是开放的，与格律诗相比，可视之为“自由体”诗。这种束缚少、表现力极强的诗歌体式，与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盛唐诗人的人生指向与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诗绝少律体，高适、岑参多以古诗知名，杜甫多以乐府反映现实，其因皆源于此。
诗坛的盛唐，大致相当于唐人小说初期的后段（713-779）。此时传奇小说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明唐人自觉创作意识的产生；志怪小说正融和传记、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发展为崭新的传奇小说。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张说《梁四公记》、《镜龙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牛肃《纪闻》，郑氏《猿妇传》，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等属于本期的小说。
本期小说中用诗者有：张族鸟《游仙窟》及《朝野佥载》、张说《镜龙记》及《传书燕》、牛肃《纪闻》、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这些诗歌多为五言短章的四句、八句，间有四言、七言诗。其中，《传书燕》所录郭绍兰“思妇诗”，《兰亭记》所录辩才和尚与萧翼的“分韵应答诗”，《唐手记》中的5首“悼亡”、“伤别”诗，《定命录》“袁天纲”条中李义府所作《咏鸟诗》，都是形质俱佳的诗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
传奇小说《游仙窟》共用诗83首（包括引诗与断句），其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其体制有古体、近体、楚辞体，其来源有作诗、引《诗》，其作用有应答、抒情、咏物、嘲谑、离别等等。在唐人小说中，《游仙窟》所用诗歌最多，提供的参考也最为多样。有的诗歌合律押韵，纯为初唐格调。如五嫂咏花诗：“新华发两树，分香遍一林。迎风转细影，向日动轻阴。戏蜂时隐见，飞蝶远追寻。承闻欲采摘，若个动君心？”十娘所作别诗：“别时终是别，春心不值春。羞见孤鸾影，悲看一骑尘。翠柳开眉色，红桃乱脸新。此时君不在，娇莺弄杀人。”但是，篇中更多的则是词浅意露之作：“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寸心偏。”（下官）“眼心非一处，心眼旧分离。直令渠眼见，谁遣报心知。”（十娘）［7］142如此这般地相互应答，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其中不乏明目张胆的挑逗与带有色情意味的描写。可以这样讲，《游仙窟》中大量运用诗歌，显示了作者身为文士的放浪不羁之才情，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通俗诗的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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