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10 15:15:49
直接关联着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它的诞生带着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图,作家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将新文学理解为精英文化范畴,代写职称论文主体内容是现代思想的引进和自我情感的表现,对大众尤其是对普通百姓,考虑的是如何启蒙和改造,很少在意他们的接受与喜好。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五四作家的文学观念中基本上没有大众接受的位置,当遇到大众接受上的矛盾时,他们往往批评的是大众而不是自己。20年代初,茅盾对大众审美观有这样的批评:“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一向是在看点‘情节’,到现在还是如此;‘情调’和‘风格’,一向被群众忽视,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中国一般读者赏鉴小说的程度,终难提高。”①当有读者对新文学的“接受”问题表示异议,茅盾也是将问题还给“大众”:“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并认为:“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②茅盾的思想并不是个别,而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意见。如周作人尽管主张“平民文学”,但他的前提是教育平民,因此他对大众读不懂新文学作品的反应是:“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③即使到了30年代“大众化”讨论伊始,也还有人将“大众化”理解为改变大众,而不是改变自己:“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你是先生,你是导师,这个责任你要认清!”④
接受问题还涉及新文学与旧文学,以及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问题。因为与新文学忽视大众接
受不同,通俗文学对这一问题很看重,并借助传统文学形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五四”后
的文学舞台中,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社会影响力上,新文学则远远不能
和通俗文学相比拟:“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⑤通俗文学所运用的是传统文学形式,其内容也与新文学运动存在较大差异(正是因为这两点,一直到现在,许多新文学史家还坚决拒绝接纳通俗文学),因此,面对在大众接受上的落后处境,新文学作家虽有尴尬之心,但更易于产生不以为然乃至抵触的情绪。即使到了抗战时期,聂绀弩还流露出这种观念:“看见《啼笑因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⑥
在20世纪初,新文学的接受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如在内容方面,缺乏必要文化水平的大众不可能迅速认可西方的现代新思想;在形式方面,新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也难以被习惯于读传统文学的大众所接受。加上新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新文学接受问题之难是可想而知的。正因此,在新文学早期发展中已有作家意识到接受问题的重要性,如鲁迅在20年代末就开始呼唤“真正的平民文学”,期待新文学走进普通大众,但他对其难度有清醒的认识:“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 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①最后只能寄望于“世界语”和“拼音化”的极端方式。同样,茅盾在1928年也表达过对新文学接受困境的不满:“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中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②感受虽然沉痛,但也没有提出真正切实的解决办法。
正因为这样,瞿秋白批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③虽然极端却不无针对性。而在现实方面,接受困境也成了五四启蒙文学一个不可突破的瓶颈:“‘五四’传统所获得的大
众化的内容终于没有在文艺运动底号召上争到表现。”④在这一情况下,接受问题成为“大众化”讨论的导火索,直接促动了讨论的发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⑤
二
“大众化”讨论源自新文学的困境和强烈的自我发展要求,讨论也关涉到新文学的精神品格、文体特征和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讨论对五四文学有方向性的调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和推进,并直接影响到时代文学观念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对此后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而言,讨论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族化方向的自觉。
“大众化”讨论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形式之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强化了新文学的民族化特征和发展方向。它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口号。代写英语论文 虽然毛泽东不是文学中人,他的文章针对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文学,但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这一要求促进了新文学对民族化品格问题的思考,直接导引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从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口号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可以看作是新文学对民族化审美品格的首次倡导,是新文学本土意识和目的意识最早深层的觉醒。虽然“民族形式”讨论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存在着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缺陷,但它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依然作了有意识的推进,突出了新文学的民族化发展方向,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自我确立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这一口号做出更高的文学史评价,肯定它对于新文学民族化自觉的积极意义。
宏观的理论之外,讨论中提出的具体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民族化自觉的倾向。如在语言方面,它通过对五四文学语言西化倾向的批评,提倡与现实大众生活更为切近也更具民族化色彩的“口语化”方向。瞿秋白最早提出“中国现在人的普通话”,尽管概念内涵含混,但它体现了对新文学语言回归现实生活和本土文化的建设意图。此后,茅盾提出“方言文学”和“土语”,鲁迅进一步明确了“大众语”的内涵:“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①陈子展、陈望道等人也以同样的角度对新文学语言提出“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②等建设性意见。这些语言主张的内涵有差别,但基本方向都是更切近现实生活,强调民族化的内涵和个性。到了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语言问题的理论不再有大的推进,而是如姚雪垠所说“民族形式的理论应该看做是民众语文学运动理论的深化和丰富、继承和发展”,③大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以口语化为新文学语言建设的基本方向,从而直接促动了以赵树理、周立波、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通俗化和口语化语言创作潮流。对“大众化”讨论所倡导的口语化语言方向的价值很难做简单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新文学语言发展有充分的启迪意义,至少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语言在螺旋式上升和成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代写论文联系方式
联系QQ：904272800
联系信箱：904272800@qq.com
代写论文导航
客户、写手申请单
最新论文
热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