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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探究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9-1-26 21:03:35

一

　　上一世纪80年代，一批冠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的著述相继出版。其初衷应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资料，辅助高校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就使用面及当时的影响而言，有以下几部作品选（或谓选评、选讲）值得一提：由中山大学、河南师大、湖南师院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1980）（1），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杭州大学等十八所院校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1981）（2），方谦、李平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1983）（3），马德俊、张学正、周相海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1987）（4），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1989）（5）。
　　点检上述出版于80年代的当代文学选，拨乱正史可谓编选者兼及文学与政治的双重使命。为诠注当代文学史的既定观念，印证“当代文学百花竞放的喜人风貌”，因此而设定的编选原则、标准刻意求全，面面俱到。适如马德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再版前言”明确表示的：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反映“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毋忘展示台湾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凝聚力，注意当代作家队伍的老中青多层次结构，“注意选收不同风格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样式、不同创作方法的作品”。
　　所以求全责备，乃至十八所院校本特意在“前言”中郑重声明，“因为篇幅所限，不少有影响的老作家及新起之秀的作品，如郭沫若、田汉、曹禺、陈白尘、苏叔阳等同志的剧作，曹靖华、吴伯萧、何为、碧野、黄宗英、理由等同志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沙汀、艾芜、康濯、骆宾基、刘澍德、西戎、刘真、宗璞、陆文夫、丛维熙、刘绍棠、林斤澜、邓友梅、浩然等同志的小说，臧克家、何其芳、田间、阮章竞、张志民、邹获帆、公木、严辰、雁翼、梁上泉等同志的诗歌，未能一一入选，深以为歉”，其缘由一则因着特定时代背景使然。建国以来，运动频仍，及至“文革”，绝大多数作家惨遭迫害，不少作品被禁毁，创作领域渐成荒芜一片，文学秩序颠覆、失范。因而“文革”之后当代文学作品选的编选，便不得不承担着昭雪莫须有的批判、扶持“重放的鲜花”，重新排座次、树典范、建秩序的份外职责；二则是出于所依附的文学史编撰“大一统”的史观与理路。一统者，“百花”之统皆归于“社会主义这一大花园”也。因此而追求的客观性、稳定性、多样化、有序化、历史性意义等准则，均可在这一理路中予以理解。
　　其优长在于不少选本“力求展现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及发展的风貌，进入编者视野的，首先便是那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或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6），如“十七年文学”中，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的诗作，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娟、李準、王愿坚、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以及《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长篇小说均被反复选入。
　　然而，由于上述作品选均产生于80年代，编者“身在此山中”，缺乏必要的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淘炼，加之“全面反映三十多年来当代文学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反映新时期文学的新成果”的急切心理（7），毋庸讳言留有迷醉于“新时期神话”的印记。如果说诞生于50年代“新民歌运动”中的“新民歌”这类有着鲜明时代印记但艺术上却十分粗糙的作品的收入，尚可以反映当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那么，同样留有时代印痕、同样艺术上十分粗糙的80年代的“天安门诗抄”的入选则大可商榷。理由是，前者不仅是“大跃进”运动的政治派生物，而且还表征着彼一时代诗歌大众化、“民歌化”的美学尝试；而后者纯然是“四五运动”的产物，徒有即时性的政治意义。与后者相类不宜收入的，还有诗歌《一月的哀思》、《周总理，你在哪里？》、话剧《报春花》一类的时效性作品。
　　新世纪伊始，钱理群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亟待清理总结；同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或谓“工农兵文学”）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亦应及时探究、反思。编选于8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选，由于其悉心遵循历史流程的编排，依据在彼一文学思潮中是否是位列“主流”、素有定评的代表作的淘选，立意表征、张扬红色年代时代精神与时代美学特征的宗旨，集结展现为别一形态的主流“文学史”。以致当着80年代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因其意识形态的归纳日显简单化庸俗化，识见日显偏至，审美解读日显浮泛，渐次为成书于90年代或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超越、替代时；同样成书于80年代的作品选却缘于其“工农兵文学”遗存的鲜明色彩、史实式的原貌存在、基础性的文本材料，依然不失前述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自然，有待新的文学史眼光烛照与敞亮，立足新的文化历史立场与之对话、辩论。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二

　　较之80年代当代文学作品选大一统的文学史取向，出版于90年代的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95）（8），与陈思和、李平主编的《当代文学100篇》(1999）（9)，却南北呼应，着意凸现作品选纯正的“文学性”本位。谢、洪选本除却悉心揭示了当代作家为保全和丰富文学审美传统所作的艰苦努力，犹存同时可让读者“领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胳”之心(10)。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入选作品的短小精约，实难窥当代文学发展的概貌。
　　陈思和、李平选本则开宗明义地强调遵循某种“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而永存于世的文学观念”，坦言“一般不考虑文学史的需要，不考虑思潮流派的代表性，也不考虑作家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陈、李选本的“三不”原则，为当代文学作品选如何摆脱文学史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或一部相对独立的教材、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古文观止’”，奠定了基础；也为读者（包括大学生）如何摆脱大一统的文学史（社会史、革命史）叙事的先在束缚，直面作品，独立思考，独立审美，拓展了可能。
　　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热衷于史的宏大叙事，却轻忽了文学的文本细读。鉴于此，陈思和在复旦中文系力倡以原典精读为重心的教学改革思路；无独有偶，北大温儒敏等亦推出了中文系的教改方案：减少史与概论，增设经典导读课，增加学生接触原典的机会。温儒敏还认为，同样讲文学史，高等师范院校不妨更加注重作家作品分析。恰是在上述思路的导引下，不少高师院校启动了以当代文学作品选取代当代文学史的课程设置改革（或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当代文学作品选，三年级再上当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100篇》恰因它相对超逸的文学性取向及其精品美文旨趣自然成了首选教材。
　　如果说，彼时某些学者倡导“文学性”、“纯文学”，犹含“策略性”动机，适如钱理群所言，“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那么，陈思和的尊崇“文学性”却不尽然是策略、是手段，而同时具有终极性意义。藉此陈不仅悉心反拨意识形态话语的遮蔽，敞亮一度因过分突出政治而掩盖了的“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实绩；不仅努力唤醒、训练读者“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美感的感受能力和把握能力”；更旨在“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丰富起来滋润起来”(12)。换言之，在求真的层次之上，犹有一个更高的追求境界：美与善。
　　顾名思义，当代文学既以“当代”命名，时间的“现在进行时”、不确定性，以及相对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短暂，确实成了制约学科形成的先天局限；就此意义而言，陈思和等编者令作品在“永存于世的”美的传统统摄下并存并立，形成相对纯粹、自足的文学性空间的建构，超越了时间因素的流变，为学科的生成赢得了合法性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陈思和在表明编选者的“文学性”价值取向时，始终将其与展现“知识分子人格力量”、凝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美好精神境界”的理想融合在一起强调。学界曾如是解释：“把50年代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其内涵和依据在于，这是一个‘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50年代‘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到80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13)陈思和的立场则使他发现了50至70年代文学的另一谱系，一种因“工农兵文学”话语的日益强大而被弃之边缘、隐入“潜在”的知识分子精神叙事。
　　任何一种态度严肃的再编选，其实就是一种“再解读”，就是“重写文学史”。即便作品纯属“原典”，也沾染了编者“书写”的痕迹。细考《当代文学100篇》所收作于五六十年代及文革时期的篇目，如沈从文的《随笔二则》、巴金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无名氏的《电光小集》、宗璞的《红豆》、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傅雷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曾卓的《有赠》、唐湜的《划手周鹿之歌》、陈翔鹤的《广陵散》、黄翔的《野兽》、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牛汉的《华南虎》、芒克的《葡萄园》、穆旦的《智慧之歌》……俨若一部疏离、抵抗彼时主流文学的非主流文学史，一部潜在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其中并非尽然出于文学性的考虑，曾卓是选本中仅有的收有两首诗的诗人，其《悬崖上的树》流于彼时流行的“寓言”式写作、具象化的直抒胸臆，艺术上并无甚新意，编者看重的应是那受难者的灵魂剪影，是“知识分子人格力量”。
　　上述所谓的“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这些定义，均是相对的。假如我们将50至7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语境延伸、拓展，使其连通更其开阔浩瀚的中国文学史、人类文明史长河予以审视，那么，以美与善为价值取向的陈思和选本，无疑便成“主流文学”了。
　　与编选《当代文学100篇》同步，陈思和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主编工作。《教程》由作品为主体的感性文学史的体式，呈现了与既往诸多以文学史知识为主体的当代文学史迥然相异的风貌。

　　三

　　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2002）（14），从书名中便特意标明了意在配合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使用的主旨，文学史意义无疑成为其重要的价值取向。然而，编者仍力图兼顾作品的文学性与文学史价值，一如“编选说明”所称，“主要以‘文学性’作为标准”，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
　　如果说前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因充分体现了编者独创性的主观追求、主体意识，而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以同样别具个性的客观姿态、“‘中性’叙述方法”引人瞩目。它充分考虑了当代文学与政治复杂的纠葛关系，勉力运用“还原”的方法，恢复历史的原貌。这一编写风格自然会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产生影响。
　　检视全书，第二卷（1977-1999）处理得较顺，因着这一时期作品的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比较一致；第一卷（1949-1976）则在文学性标准与文学史价值之两极交互偏侧，难以两全，尤其是“十七年文学”部分。
　　在“十七年”小说部分，编者慧眼别具地选入了管桦的中篇《辛俊地》（1957）、方纪的中篇《来访者》（1958.1），想来不仅出于“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亦试图藉此一窥“十七年”历史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与人性叙事交错叠映间那复杂多义的涵蕴。同时，洪子诚还用心深刻地收入了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沈西蒙等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乃至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