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治思想研究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1-31 16:41:14
他赞成“欲养成民主势力，须自地方自治始”的主张，同时进一步提出：“欲行地方自治，须自组织民众始。”他解释说：“因为地方自治之举行，不能依赖无业流氓为之，尤不能依赖民贼为之，必须使有觉悟的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以担当地方自治。而政府从旁予以协助，使一切增进幸福解除痛苦的事，都能切实进行，然后地方自治方才有了着落，民主政治方才得了基础。”他还特别强调国民会议对于养成民主势力的重要性，他说：“关于和实现民主政治最有关系的，莫过于国民会议……孙先生在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的时候，最挂心的，便是国民会议还没有实现。须知道国民会议的最大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所以我们若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实现国民会议。”他进而指出：“欲使民众团体之力量增大起来，参加国民会议，促进民主政治，则各种民众团体间必须重新焕发，以互相友视之精神，将共产党历年来滥用的互相仇视的政策，涤除净尽，这是唤起民众所必不可忽略的一件事。”总之，他认为：“开国民会议，与行地方自治一样，必须民众组织起来。不以民众组织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不是真的地方自治；不以民众组织为基础的国民会议，不是真的国民会议。”
关于组织民众的方法，他认为：“就地方自治来说，小之乡民会议，大之县民会议，更大之省民会议，都应该准据国民会议的办法，以职业团体担任预备。……加以有政府所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来协助，加／以有党部不断的指导，加以有党员于党部之命令组织党团，在团体中及(会)议中，忠实勇敢的黾勉从事，则地方自治之筹备，自然能活泼进行。一县的自治(形)成之日，也就是民主势力在一县里养成之日。这时候，反革命的势力已消失或同化了，革命的势力已形成为民主政治了，由是进而参预中央政事也不患无基础了。”
他坚持认为要养成民主势力、实行地方自治，必先厉行党治。党治，即以党治国，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借鉴苏俄的治国办法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主张。汪精卫的党治思想直接来自于孙中山。早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即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大家的意志，代表民众的利益而执行一切。”后来，他把这一思想用作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重要武器。
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前后，他明确主张：“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他认为：“党治时代，全国被压迫在下层之大多数人民，既可得党的领导，以从事政治斗争，又可因政治斗争胜利之结果，公私权利皆逐渐增进，逐渐得所保障。由此以养成民主势力，确立民主社会，国民革命才可以叫做成功。我们所以主张厉行党治培植民权，其意义即在于此。”关于实行地方自治与党治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中央政府、省政府依然是在国民党的指导之下，从事政治的活动；第二，对于地方自治的进行，应该由国民党领导人民积极从事。根据以上两点，国民党的领导责任在地方自治时代实为必要，在筹备地方自治时代尤为重要。
廉洁政府是汪精卫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直接目标。早在1925年10月，他即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今日国民所需要的，是廉洁而勇敢的政府。勇敢是积极的方面，廉洁是消极的方面……第一要义，还是廉洁两字。”要做到“廉洁”，至少应做到以下几条：“一、廉洁的保障。至少的限度，要使一般官吏，得维持其生活。”“二、廉洁的养成”，即“养成廉洁的节操”。“三、贪黩的扫除。”“四、廉洁的风尚。”1930年1月，他又发表了关于养成廉洁政府的谈话。他首先指出，要“产生廉洁政府”，必须“涤除贪污政治”。他认为，“贪污政治是专制政体之产物，尤其是割据时代，发达得更利害”。“所以中国今日如欲造成廉洁政府，必须首先将割据政局打破，这是根本工作。”但他又认为：“打破割据政局，是消极方面的根本工作。至于积极方面的根本工作，还是将民主政治培养起来。贪污政治是割据政治之产物，廉洁政府是民主政治之产物，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养成，廉洁政府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亦难存在。”因此，他主张：“养成廉洁政府之方法，第一，要有一班纯洁而有勇的革命党人，猛向前进，将割据势力摧陷廓清；第二，要一般在社会上做着各种事业的人，对于贪污者不断的施以制裁，使民主势力渐渐培养起来。有了这两种力量，然后民主政治得了基础，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方才能行使职权，以监督政府，使财政公开，有预算，有决算，同时对于政府之用人也能施以监察，而进贤退不肖，于是廉洁的政府才能永久的存在，而且一般的存在。” 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由此可见，汪精卫的民主政治论是以党治为前提的，它的基本内容是树立民主势力，养成廉洁政府。这一民主政治论尽管存在许多阶级和党派的偏见，但作为当时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产物，它客观上对于揭露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腐败专制政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我们在肯定这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可忽视当时汪精卫并非将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来追求，而更多的是将之作为与蒋介石等政治势力斗争的招牌，一旦汪蒋合作的政治局面重新形成，一旦汪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身居要职，民主政治这块招牌他就马上收起。1931年11月，在宁粤上海“和平统一”会议期间，汪精卫曾发表谈话指出：“兄弟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以血去求民主政府的产生。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记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做事。”后来，汪的这些慷慨激昂的民主政治论调就不多见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架构萌芽于反清革命年代，奠基于国民革命时期，形成于反蒋运动之中，既承袭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不少内容，也吸取了近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某些因素，但更多的是适应反蒋反共需要的个人理念。它主要包括政治目标、必经阶段和理论内核三个层面。其政治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为此，他主张必须经历国民革命阶段，而国民革命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其理论内核是建设以党治为前提的民主政治，而在具体运作时，他则将民主政治作为权力斗争的招牌。作为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政治思想基本理论架构的形成，不仅为当时国民党改组派的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汪本人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表演都可以看做是贯彻、落实、发展、改造他的基本政治理论的具体实践。同时，汪精卫通过长期担任国民党的党政要职，操纵国民党内的汪派势力，以及发表一系列言论著述，试图将他的这些基本政治理论注入到国民党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之中，这不能不对国民党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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