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1-31 16:43:57
再来看吕温。吕温虽是师事陆淳直接学习春秋学的人，但他没有关于《春秋》的著述。不过，关于“中庸”，他的《望思台铭》(《吕和叔文集》卷八)有以下记述：
夫立人之道，本乎情性。生而知日性，感而动日情。性虽生情，情或灭性。是以圣人患其然而为之节。诚而明之，中而庸之，建以大伦，统以至顺。
说的是欲立人之道，其道就必须适应人之情，人之情虽是先天具备的性感而动之后产生出来的，却也不难毁灭人之性。圣人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故为情之发动设置节度，与此节度之效能相当者就是中庸之能力，是诚的作用(来自于《中庸》的诚观)。
如前面论述的那样，这层意义上的“中”、“中庸”，以及“中道”、“中正”之说被柳宗元及他所属永贞革新集团完完整整地继承下来，使之为刷新德宗一代的政治积弊而努力。那么，从“中”、“中庸”等概念转换为政治思想的契机在哪里呢?应该联想到的是《论语·尧日》中以下一段话：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这是尧让位于其臣下舜时给舜讲的一段话，尧要让舜知道政治的真谛在于将“中”作为执政的原则来把握，并特别强调“中”的实践。《论语·尧曰》上引这句话后面还有“舜亦以命禹”，可见以“中”为执政原则也是尧、舜、禹圣人之治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
舜曰：“来，禹。……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厥中。”
因此，以“中”为执政原则也是尧、舜、禹圣人之治一以贯之的施政原理，唐王朝的国名“唐”和尧之唐陶氏相同，随着将现世转变为尧舜盛世之意识之增强，对尧舜时代政治原理的引入，成为必然出现的要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由，晚年的柳宗元作为参与永贞革新的犯罪者，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说：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见《柳宗元集》卷三十)
可见与《论语》、《尚书》相同，尤其与《(古文)尚书》相同者多。通过对柳宗元意识之考察，可以说这反映出永贞革新集团所坚决实施的革新政策，是将《论语》及《(古文)尚书》中所见尧、舜、禹的政治原理“允执厥中”作为自己的施政理念，将其内核置换成“中道”、“中庸”、“中正”来加以实践了。
尧、舜、禹的“中”为何能派生出“中道”、“中庸”、“中正”来呢，清儒刘宝楠为《论语·尧日》所作的注能给予我们启示。
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而用中，舜所受尧之道也。用中即中庸。……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成本此矣。(《论语正义》卷二十三)根据这一解释，舜“用其中于民”即是“中庸”本义，“中庸”本来是舜施政原理。将这层意义记载下来的《中庸》即《礼记·中庸》中，“中正”、“中道”也和“中庸”等同视之，这说明以“中”为理想的政治集团中，“中庸”也同样被包含在内，视作尧、舜、禹的施政原理，组合进永贞革新集团所信奉的“大中之说”中了(说“中庸”被包含在“大中之说”内，成为施政原理，这一点似稍稍不妥，但从啖助那里接受过春秋学影响的程伊川说“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见《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就将“中庸”之“中”比拟为“大中”)。“中庸”、“中道”、“中正”不是用“中”而是用“大中”来概括，恐怕是模仿《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之用语，这种将“中”之价值概念大而广之的“大中”之语，也传达着倡导者的激情，反映出他们所推进的政策以重现尧、舜圣人之治为崇高目的。而且，这层意义的“中”亦为《论语》所记之事实，可以理解为以“中道”、“中庸”为政治原理的理想，也是孔子所发现的尧、舜、禹圣人之治的秘诀，对于“中”的践行者来说，也正好有了将孔子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机会。
但是，如果这样去理解，也许会产生出疑问来，即他们的大中思想同啖助、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结合不起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从啖助到陆淳的春秋学传承系统到了陆淳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目标在于追究包藏于《春秋》内的孔子理念，现在转为实现《春秋》中所包含的尧、舜理想政治，因此柳宗元等从事永贞革新的人力图要重现尧舜圣人之治，无疑是在实践陆淳等人的春秋学。
陆淳对直系弟子吕温常常说的话是“子非入吾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睹吾之奥，睹宣尼之奥”(《祭陆给事文》，见《吕和叔文集》卷八)。陆淳死后，吕温代其师陆淳将陆淳的《春秋啖赵集传纂例》等著述呈上朝廷，他在上奏文中说“先师所以祖述尧舜，志在春秋”(《代国士博士进集注春秋表》，见《吕和叔文集》卷八)，因为陆淳的春秋学已将《春秋》经义之所在看作尧舜圣人之治之再现，并企图加以实践。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春秋》释义的阐发，实非陆淳的创意，而是啖助春秋学的必然归宿。前面提到了啖助的原情忠道说，后文紧接着还有：
“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春秋啖赵集传纂例·春秋宗指议第一》)
从中可以看出啖助平素之想法，即夏代的“忠义”是唐虞淳化之治无法实施时，不得已而为之举措，而尧舜淳化之治才是孔子的理想。尽管如此，啖助之所以提出必须借由《春秋》看出夏代忠义，是因为啖助韵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开始不久，因此呈现出乱世之相，让啖助认为是“季末”之世，而陆淳改变了啖助的解释，陆淳之所以将尧舜圣人之治的再现读解为《春秋》所依托的孔子理念，是因为陆淳的时代安史之乱已经平叛，世道开始呈现几分平稳的感觉。这样看来，柳宗元等人的革新集团会致力于尧舜圣人之治之再现，其思想要追根到陆淳，迦源至啖助，以啖助为其滥觞。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大中之说”作为《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理念，作为永贞革新中被应用的施政原理，在永贞革新以后依然得到确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陆淳的春秋学在永贞革新的政策被大力推行时，曾经是多么的坚定，施用的范围有多么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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