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东方主义”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2-25 22:23:41
社会缩影与社会全盘
仅从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差异的专注,我们还看不出它的独特性,因为这一主题与其它许多学科存在着很大部分的重叠。在现代学术制度中,人类学的独特性与其说是主题,还不如说在于其使用的揭示和理解文化差异的独特方法,即田野中的社区观察。而恰恰是这一方法使其备受责难,其中最大的责难是:依据社区观察展示的族群场景究竟具有多少普遍价值?当它将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纳入自己的写作范围内之后,就必须回答:微观社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宏大社会?当人类学“历史化”之后,又需要回答:社群日常生活与社会关键事件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简言之,小地方与大社会是个什么关系?
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坦言:
如何走向宏大的民族文化景观、时代、大陆或文明,这个问题是难以含含糊糊地褒扬具体实在和朴实无华,就能轻易绕过去的。对于一个诞生于印第安部落、太平洋群岛和非洲世系群、后来变得雄心勃勃的学科来说,这成了一个主要的方法论问题,并且大多处理得不好。一般地说,人类学家用来使自己“从地方真理转向普通视角”的做法是一种关于预设的辩白:小地方是大社会的缩影。对此,格尔兹的自醒一针见血:
认为可以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乡村中找到民族社会、文明、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无意义的谬见。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很遗憾)小镇或乡村生活。……它们并不因为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预设而具有重要性。①
是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事先的预设而消失,特别是将原型社区研究法应用于中国社会时,问题愈加显露。首先,作为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中国与现代遗存的初民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其次,作为世界体系的一分子,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与西方几乎同步的变化。对于这样的社会,似乎难以用部分代表整体,尽管某一社区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社会缩影论”面临着困境。如果历史学认为人类学的社区观察法有其可取之处,那么,我们与人类学一起思考。
说真的,社会史离不开社区—地域的维度。早在1939年,费孝通先生所导引的社会考察步骤,几乎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绕不过的路径:“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这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②
①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24—27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至此,可以认为,社会史的社区考察是必要的,但不是它的全部。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发表之初,就有人指出:“解剖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怎样戴得上《中国农民生活》这顶大帽子”?费孝通说,“这样的批评是可以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哪一个够得上能代表中国的典型资格呢?可是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具体、个别、局部开始的。”起步于江村,然后到了云南三村:禄村、易村和玉村……费孝通以其几十年的社会人类学实践从一个侧面完善了“社会缩影法”:
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以观察条件相同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点→多点→面→全面,即一类型社区→多类型社区→地域→中国,从费孝通先生走过的社会人类学轨迹,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小地方与大社会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如何从小地方去认识大社会,路径就如上述;他说,“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①如果历史学者也不愿这样一步步地去做,那还指望谁呢?史学有理由这样做,社会史应该这样做,区域社会史只有这样做。
确定了社区一地域史在整体史中的地位,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专门的社区一地域史叙述如何体现大社会?也就是说,某人在地方除了研究地方,也可以立足于一个“地方性”的田野点来研究非“地方性”的现象。据人类学的综述,“几十年来社区研究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演进线路,是……避免人类学者把社区看成自我封闭的体系,把社区置于社会大场域中,注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②这种叙述视角被称为“国家—社会互动模式”。原则性的列举,比如在对社群横向结构的分析中,强调在社区中展示地方性文化—权力网络与超地方性的行政细胞网络的联接点,重视“自上而下”的社会“大传统”在民间被重新阐释和意义改造现象;在对社群纵向变迁的梳理中,用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的社会转型理论作为社区变迁的“断代”工具,③以国家—社会力量的消长反映社区的历史变迁,而以这些变迁显现社区结构的地域差异,关注传统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变动缓慢的泛时性社会现象。④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①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②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8页。
③诸如英国的盖尔纳(E.Geltner)的“民族主义”和吉登斯(A.Giddens)的“民族—国家”理论,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和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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