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谱系考察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18 5:04:46
- 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新女性塑造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代写论文 由性别、知识、时代、革命、欲望等因素共同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女性形象谱系,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形象与现代性关系的复杂度。
关键词: 现代文学;新女性;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谱系,包括五四文学中获得了教育权与婚恋自主的知识女性,在“大革命”中潮起潮落的时代女性,在现代都市中作为现代表征的摩登女性,自觉承担历史使命、投身阶级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女战士,以及延安文学以来工农兵女性“新人物”、“新英雄”。“五四”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新人”的形象建构中,“新女性”的线索有必要单独列出,事关对于现代女性的想像与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即性别、知识、时代、革命、欲望、身体等因素汇集于此,彼此擦磨砥砺,生产出一个庞杂的中国现代女性镜像体系。
一 中国现代女性想像的起源与“知识女性”
在西方,现代女性形象是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城市化和相应的文化变迁的产物。而现代中国新女性的形象塑造是在都市的经济、社会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境下,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思想阵地的《新青年》,自2卷6号起,特辟《女子问题》专栏,刊有陈独秀的《欧洲七女杰》、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吴曾兰的《女权平议》等文章。胡适在《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娜拉》将全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展示出来,“我是一个人”、“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成为中国新女性直观的、确定的人格范型,其“离家出走”也成为普范性的新女性诞生仪式。胡适另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认为美国的妇人具有自立的观念,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其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中国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①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敏感到一种更现代浪潮的李大钊, 1919年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指出“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利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断言“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断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李大钊提供了一种比“中产阶级妇人”更新的女性想像———融入全体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妇人”。
中国的现代新女性形象的产生,系由新文化运动先驱在文化范畴上提出,代写英语论文 其符号资源主要来自于早期留学生对于“先进”国家的“现代女性”的观看或想像。这些关于现代女性的现代知识通过教育、文化、文学等手段重新塑造和传播着现代中国女性主体的新质素。
“知识女性”形象,是五四时代文学中着力描绘的新女性,她们均是一批接受了近现代知识、文化、思想的由新式教育生产出来知识女性绘制的自我镜像。她们的特征首先体现在由“知识”引发的私人空间(家)与公共空间(事业、社会)的身份焦虑。如陈衡哲的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就体现出了她对知识女性的这种现代焦虑的体验。功成名就的洛绮思,反省自己生命中的所缺。她发现誉、成功、学术和事业吗,都是可爱而且伟大的,但他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叙述者认为,这种新的困境不是洛绮思个人的问题, 乃是现今时代—切有教育女子的问题。③冰心通过其短篇小说塑造了更多的新式知识女性, 如《两个家庭》的亚倩,《我的学生》S,《相片》中的淑英, 《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儿媳妇与F小姐,《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等,其想像中的新式女子应该是有学识的,又善于家政,协助丈夫建立事业,教育子女得法。知识女性品质的优劣决定着家庭的命运,更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和民族。冰心看似解决了新式女子的内在分裂性及其引发的焦虑,不过是以强大的超我(对家的责任感、牺牲精神,贤淑的贤妻良母)来抑止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所谓有教养、有学识,为的是辅助、培养自己的“知识男性”丈夫和培养下一代现代新人。
其次,在五四时代的女性作家所塑造的知识女性形象中,所谓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现代性爱意识成为重要特征。这种性爱意识主要来自于知识女性所获得的新观念,并由于她们从传统的家庭进入近代都市生活,从而有必要确认新的生存环境中自身的性爱权利,于是被赋予一种现代性。例如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镌华“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的自由,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④的呼喊,就是借助新式爱情确立自己作为女性的现代主体性的突出代表。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中,都描述了新女性如何去排除家庭安排,而与自己感伤忧郁的同学师友自由恋爱。但是五四文学中知识女性的这种现代性爱意识,是通过对小姐与书生私订终身这个古典恋爱模式的套用、改写中,来确立的,并着重于柏拉图式的神圣的、高尚的、纯洁的精神投缘上。至于这种现代性爱自身的困境和具体模式,以及性的问题还未被触及。她们仅能能表达出反封建、反礼教的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即传统中国纲纪伦常中的女性想像之难以为继;新文学中对于知识女性的塑造,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才女形象有某种承传性,但不能呈现出新女性置身于中国式的现代情境中的复杂体验,也不能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是如何在新女性的“女体”中美学化的。茅盾1933年发表的《庐隐论》对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想像的缺陷作了评析,他认为:“庐隐,她是资产阶级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停滞了,向后退了;庐隐她的发展也是到了某一阶段就停滞”⑤。这种描述和评论实际上反映了时人对于新文学中知识女性形象的不满足。
二 茅盾的“时代”与“女性”
五四以来的女性现代性书写中,茅盾的“时代女性”的塑造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写留学生论文 “时代女性”的提法较早出自茅盾1933年的《几句旧话》。他说:“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⑥”。“时代女性”作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出现在茅盾的小说中,这是一群“时代”与“女身”的合体,是茅盾着力进行的现代女性想像。
“五卅”运动前后, 由于卷入妇女运动, 茅盾与许多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新女性打了交道,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他在武汉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与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新女性的接触,不断地引起茅盾的创作冲动,对此茅盾有非常真切的回忆:
由于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识,声音笑貌,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她们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和她们处久了,就发生了描写她们的意思⋯⋯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在我的想像中纷纷出来,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后,撑一把伞,就动笔了。⑦
上个世纪40年代王若飞就将茅盾主要著作按反映生活的时间顺序一一排列,指出它们反映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⑧。茅盾的抱负是要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时代”的特质和历史的进程,而现实中接触的新女性,使他得以将这种文学抱负具像化,即把对于时代的宏大认知注入到血肉丰满、生命勃发的女性身体中,从而创造出一系列“时代女性”形象。她们是“时代”与“女性”揉合而成的人物,展现了新女性形象由知识主体向行动主体再到历史主体的转化全过程。茅盾叙述了新女性对于“历史意义”的想像和对于“历史进程”、“时代精神”的参与,而其中女性身体构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叙述对象。一种新的对于女性身体观感和认知产生,它是被结合进现代性和时代精神的宏大叙述中的女性身体,同时,这种女性身体与时代、革命的结合中,又有着种种裂缝和冲突。身体由时代与革命的主体演化为时代与革命的客体,由时代与革命的情色点缀和肉身象征,又转化为时代与革命要克服和监控的对象,并最终成为时代与革命的敌对力量。⑨
在茅盾眼里, 时代女性对于革命有着发自本能的热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年书”。⑩茅盾的第一篇小说《幻灭》写到她们对于革命趋之若骛的场景,更重要的是革命给予他们一种进入历史舞台的“在场”的虚幻感,她们有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参与者。不过在茅盾笔下,这一革命更像一场嘉年华,而远不是一次国家和社会的系统而长期的再造工程。
在茅盾较早期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一些时代女性形象,如《创造》中的娴娴,《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等,她们进入革命嘉年华几乎是本能,她们对于“肉的刺激”的追逐,与革命的参与感是合在一起的,其存在本就是狂欢般革命的肉身显现。慧女士的“玩世主义”自然是与这革命的狂迷一拍即合而游刃有余,孙舞阳则是集中地展现了茅盾把革命化入时代女性肉身的人物形象。在《动摇》中,孙舞阳总是一个所有目光的焦点和叙述的重心所在,关于她的肉体、乳房、内衣、体香以及妩媚、性感而活跃的动态的描述,显示出,孙舞阳远非“革命的花瓶”,她就是革命的灵与肉化身:
孙舞阳不回答,唱着“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在房间里团团转地跳。她的短短的绿裙子飘起来,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红色短裤的边儿。lv
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一文中认为,茅盾对于中国都市文学的开创性的重要一方面就是这种时代女性形象。像孙舞阳这样的时代女性既有魔鬼般的身材,又富于主见。代写工作总结 性格狷傲、刚强、狠心,同时又莫名其妙地含有“幽怨”。她们天生丽质,同时又带有一点神性,也带有一点魔性,那种“摄人的魔力”,“肉感”的刺激,或歇斯底里的“狞笑”,带有英法“颓废”文学中的“尤物”( femme fatale)的影子。茅盾小说中,对于时代女性身体的建构了革命的卡里斯玛,她们强旺、性感的身躯和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使得革命平添活力和情色的光辉lw。
“时代女性”形象蕴涵着复杂内涵,革命的狂欢与世纪末的颓废,健硕强旺的肉体与病态的神经功能症,俱汇集于她们身体中,使得中国文学中产生了这样一组元气充沛的人物系列,强力地将革命话语与都市现代主义话语揉搓在一起,但是这一革命“尤物”形象的病症在于两种话语终究不能相容。茅盾在初期小说中描绘的革命带有太强的力必多狂欢性质,激发了想像中革命者的情欲解放和对肉体刺激不餍足的追逐;到了长篇小说《虹》中,革命的形态才出现大的转变,即革命越来越是一个体现历史理性的再造工程,它激发群众的“伟力”,同时又控制革命者力必多的方向,规训时代女性的身体;到了20世纪40年代,茅盾在小说《腐蚀》中塑造了一个陷入自己“女性身体”的弱点和缺陷而不能自拔地堕落的女特务赵慧敏形象,她的身体已经是要革命的对象,而远不是时代与革命的女体具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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