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分析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4-28 5:52:31
真正驱动新时期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理论发难，来自1985年黄子平的《得意莫忘言》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的重新审读。基于“工具论”的语言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传统理论中的含义是：文学是艺术，是有别于绘画、雕塑的语言艺术，语言是承载内容的形式和工具，语言是“用”，而不是“体”。黄子平第一次“把文学语言观念必须转变的问题真正挑明了。”文章开篇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当语言放到“最后”来谈的时候，“无非是把语言的处理方式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把语言作为外在于文学的体系来看待，因而，文学也外在化了。”而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的改变，必须更新语言观念。即小说语言应占据“本体论”的位置：“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于是文学评论以‘文学语言学’的崭新面貌出现了，它不仅研究‘语言的文学性’，更注重研究‘文学的语言性’。前者在旧有的批评框架中处于‘最后’的卑微位置，后者在新的理论学科中却是根本的出发点”。黄子平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家对小说语言观认识的强刺激，对小说语言观向“本体论”的转变具有催化作用。当然，由于这是一篇笔记体论文，作者仅仅是将问题提了出来，没有进一步展开，作较为系统而细致的论述。但是这篇文章在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唤醒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语言意识。
考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新时期小说语言观念变革的关系，不能不考虑汉语的特点：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个特点使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有可能更多地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考虑，同时，这也使得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能够容忍对语义内容作不合理的编码。利用汉语结构的这一特点，进行不合理但却合情的词语组合，使小说语言的基本单位变得活跃，利用语境使语义偏离，使语言的表意功能增值，同时增加语言的审美信息，是小说语言变异突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表现途径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80年代初，作家还只是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语言”和“生活”包括人物、故事、意义之间的“媒介”关系，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发出质疑，此时，作家们已经开始对这一传统命题进行根本性的追问：何谓语言?何谓小说语言的功能?小说语言的艺术价值?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小说家们通过对自己写作本身的探讨来思考这些问题，写小说的过程成了语言的“艺术”过程。在小说语言实验的历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明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在不同阶段的演进。也就是说，透过创作实践中小说语言的变化，我们可以寻得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线索。
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现了异动现象，仅见于《人民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就有：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3期)／徐星《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7期)／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6期)／莫言《红高梁》(《人民文学》1985年3期)／残雪《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1985年8期)。
这些小说的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2篇已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向个人话语过渡，因为传达了“麦田守望者”式的情绪心态，也因为“夸张嘲讽故意粗俗又忍不住炫耀高雅的情绪型叙述语调”和“无中心人物无秩序无情节无故事‘无结构’的结构”，而被称之为“新朝小说”，但当时人们的视野更多地落在前者，而对后者体现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意义上的新质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文学摆脱了政治性话语的规范，小说语言的本质以及小说语言如何确立自己新的功能成为这批作家迫切思考的问题。
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需要重新表述为“文学是语言本身如何排列组合，如何构成审美的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艺术”。但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偏向于主题、题材的开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被人们解释为语言是主题、题材的附着物，是具有鲜明、准确、生动属性的工具，新潮作家开始把语言作为小说艺术创造的元素来使用，不能不说进行了一场小说语言运用的大胆实验并对后来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少小说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蜕变。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蒋子龙的《饥饿综合症》系列、谌荣的《减去十岁》、张洁的《他有什么病》等都属于此。这促使小说家在变化了的小说世界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并以积极的姿态与之对应。这种寻找、对应取向的汇合，也就成为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指向。
1986年唐跃、谭学纯发表《寄希望于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文论报》11月1日)为语言学转向后刚刚启动的语言学批评助跑，同时或稍后，谭学纯、唐跃发表于《文艺研究》等刊的“语言情绪”系列论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的“语言变异”系列论文，唐跃、谭学纯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系列论文，在小说语言观念的转变期留下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理论探讨使本体论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功能突显出来，对小说语言观念的思考也带有明显的审美意味。本体论意义的语言功能、语言审美价值的发现为小说语言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小说语言观念转变的发展与深化。当语言变异在其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对自身功能、特性的反思时，也就意味着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观念意识开始走向成熟。
1988年《文学评论》对文学语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第1期发表了程文超、王一川、伍晓明等十人的一组笔谈《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其中，程文超的《深入理解语言》十分引人注目，他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语言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便意味着它必须打破常规；语言显示着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关于文学乃至世界本体观念的差异；语言的变异反映出“文本”之外创作主体的思维模式、艺术观念、哲学意识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时，王一川的《语言作为空地》、伍晓明的《表现·创造·模式》、季红真的《回到狭义的语言概念》、潘凯雄和贺绍俊的《困难·分化·综合》、陈晓明的《反语言文学客体对存在世界的否定形态》等也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组“笔谈”推动了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此后，理论家们在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的指导下，使得小说叙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变异、小说语言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更加深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国涛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小说文体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陈金泉论述了当代小说非规范化语言的意蕴无限的包孕美；南帆指出了小说语言功能研究的广阔视角。
四、“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片面的深刻
南帆在总结1976—1986这十年间，中、短篇小说技巧时，从叙述语言的角度考察了其变化。变化首先体现在“新朝小说”对当代小说家语言观念的冲击，对中国小说深层的心智模式的启迪性影响，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现代性拓进，对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推进。从“新朝小说”到“后新潮”，一批又一批作家开始致力于形成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寻找语言”成为作家的兴奋点，以致汪曾祺干脆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种极端化的表述包含着片面的深刻。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在于：这是一种从起点直接抵达终点的表述，越过了小说写作中不能越过的一个环节。完整的小说生产流程包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语言经验→语言文本，当作家的生活经验转换为艺术经验，借助语言经验凝定为语言文本的时候，创作层面的小说才是完整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得意忘言”走向“得言即得意”，从忘却语言的艺术走向唯语言的艺术，屏蔽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写语言”不是随意性的涂鸦，而必须是艺术经验提升了生活经验之后的语言外化。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深刻在于：不是艺术经验照亮了生活经验之后就必然产生优秀的小说，如果作家在语言环节受阻，再好的艺术经验，也只能是小说家的胸中之竹，而不是手中之竹。关于这一点，1988谭学纯等两次论及。谭学纯、朱玲就物象、意象、语象的转换，强调了语言在语言艺术定型中的功能。唐跃、谭学纯的《语言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用途和类型》讨论得更充分。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的深刻在一些相关的理论表述中时有显现：
1986年王晓明的《在语言的挑战面前》指出：一切所谓的文学形式首先都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作家酝酿自己审美感受的整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的过程。小说语言不再只是接受和遵循既定的普通语言规范，而在接受规范的同时更加着力于超越规范和创造新的规范，唯其超越才有可能获得语言表达的充分自如或者说最高境界。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李洁非也持有同样看法，他指出，语言艺术之所以是一种艺术，关键在于它具有“形式意味”。小说的文体使其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区别，尽管小说语言和日常语言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构词、造句等语法规则。他借鉴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堂吉河德》的主人公是“小说结构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塞万提斯精心刻画描绘的产物，并强调生活事件进人小说框架和结构后，就符合与体现出该结构的形式，他着重强调“结构因素在一切散文作品写作中占支配地位”，它使得小说中的语言彻底摆脱了非结构的松散状态，创造了语言的“别一种世界”。
1988年秋，《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李劫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艺评论》第6期发表了辛班英的《当今小说的叙事风度》、季红真的《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罗强烈的《矮凳桥系列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是评论家试图将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运用于小说文本研究的巨大成果，其研究视角、论述方式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把语言强调得过了头的地方。
1990年代，在新的语言观的指导下，小说语言的实验操作、从不同角度人手的小说语言理论的建构、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观念从“反映论”的单一本质规范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身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语言批评突破了单一的技巧论模式，向多元化批评模式逼近，也就是说，语言观念在不断更新，新的理论体系正在重构。与此同时，“玩语言”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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