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左翼文学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21 5:04:25
A组:核心词或潜在核心词———灵与肉隐忍女性自我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与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作时间相距仅两个月,其女主人公梦珂和莎菲,是丁玲同期小说乃至整个A组小说人物的核心形象,同期小说形象如《暑假中》那些从师范女校毕业留校任教的女教师承淑、嘉英、德珍等,《阿毛姑娘》中的乡下姑娘阿毛,《小火轮上》的节大姐,《自杀日记》中以写作为生的女文人伊萨等,都是对这两个人物从不同侧面的丰富和补充;不同期小说如解放区文学中期A组人物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在医院中》的陆萍,以及两篇散文《“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中那个直抒胸臆“把眼光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的“我”,都是梦珂与莎菲形象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延伸,正如有论者所说是“莎菲在延安”。这种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不同作品不同时期的再现或曰“复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丁玲独立女性写作身份在大致相同的语境中的顽强复苏,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女性独立意识的成功突围。《梦珂》一开始,当那个女模特儿被“红鼻子”教师猥亵的目光和一群闯入者好奇、贪婪的目光所包围,只能无声的揩眼泪时,出现了“默默地愣着”“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人”的目光,以后所有的人和事,以及以后所有的A组作品中的人和事,便都在这双女性的眼光注视下展开。她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有时是警觉的、冷傲的,有时又是清醒的、冷静的和温馨的或无奈的,都能够让读者感觉到她的顽强存在,这便是丁玲作为一种独立的女性写作身份与女性叙述视点的统一。她把这种独立女性的写作身份和女性视点的统一给予了她情有独钟的女性主题,从青春时代第一篇的处女作一直坚持到古稀之年的最后一篇《“牛棚”小品三章》。尽管就A组与B组的比较而言,相互之间是分裂的,但是就A组作品本身而言却又是一种艰难的和难能可贵的统一和坚守。由于这种统一和坚守,丁玲把20世纪独立的渴望自由的女性的文学言说推到了一个有可能达到的极限,连同她那漫长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全都可以看作是20世纪女性文学言说的传奇性的心路纪程。
作为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丁玲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为《在黑暗中》(收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四篇丁玲早期最重要的作品) 。这个标题是她对从封建父权家庭出走,从乡土社会来到都市商品社会的第二代女性生存与精神困境的直观把握。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都市的加速商品化、殖民化,使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天空一片阴霾,再也没有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的呐喊,当年从这激昂的呐喊中站出来的反叛的女儿们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无物之阵”,面对都市的色情市场与人欲横流的欲望之海,女人的人格连同她们的血肉之躯,正在一天天沦为商品沦为男人色欲的对象。这里有两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梦珂的父亲来信催她回家同姨母的儿子完婚,这就意味着她还有一条回到乡土社会父权包办的无爱的婚姻这样一条退路。梦珂拒绝了这条路。还有一个是梦珂和莎菲的身边,都有一个已婚妇女凄凉的身影和苍白的面孔,暗指她对走出旧式家庭的新式婚姻中的女人的前景也充满了疑虑。她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看不到前程的黑暗之中。这一组作品便是她“在黑暗中”发出的苦闷的绝叫,也是对自己苦闷、寂寞的灵魂的一种自我拯救。鲁迅当年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提问,在这里变得异常严峻和紧迫。重读《梦珂》、《莎菲》,感到最可贵的也是与她的前辈冰心、庐隐等的区别,是不再回避自己肉体的欲望也不再回避与男人的关系,她们一方面充分肯定自己欲望的天然合理性,一方面又坚守女人作为人的人格的尊严执着地追求灵与肉相统一的爱情婚姻。正是在与各种各样的男人的交往中,在对男人的清醒的认识中,一代女性独立的性别意识成熟了。丁玲找到了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坚守理想的叙述焦点,那便是欲望之海色情市场背景下的爱情婚姻,并在这个焦点上展开女主人公灵与肉的内心挣扎。在一个清醒的女性讲叙人视点的观照下,无论是梦珂还是莎菲都一分为二:一个是欲望着行动着的梦珂、莎菲,一个是审视着、思考着这个欲望着、行动着的梦珂、莎菲,从而将欲望和对欲望的自我意识自我反思统一在“五四”女儿精神之魂———女性主体性这一精神底线上。正是在两个梦珂、莎菲的内心交战中,二表哥晓松、图画教员澹明、剧社经理以及懦弱的苇弟、“好凤仪”的凌吉土等等暴露了他们对女性的猥亵的、纯肉感的欲望和萎缩的、卑劣的灵魂。她们拒绝了这样的爱情,拒绝了色的诱惑和堕落与沉沦。梦珂在拒绝之后选择了“隐忍”,莎菲在拒绝之后选择了“孤独”,阿毛和伊萨则选择了自杀。阿毛与伊萨之死,表现了丁玲的绝望。她这一时期的最后一篇作品《日》(写于1929年4月) ,是写一个居住在上海平民区的独身女子伊赛日复一日地过着沉闷无聊的日子,这令人窒息的生活“证实了一切的无望”。这预示着丁玲即将开始的创作的转向,转向了30 年代文坛的主潮左翼文学。作为这种转向的标志性作品,便是1930年的三篇作品《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从此,莎菲型的独立女性的目光从我们的阅读视野内消失,而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在解放区文学中奇迹般的也是短暂的复苏了,这便是集中在解放区中期1940年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被论者称为“延安之春”的一、两年内集中出现的一组作品。
首先要肯定的是独立女性写作身份的复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是丁玲创作中一根最敏锐的神经。1936年,从上海亭子间走向解放区,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磨练和左翼文学的影响,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泯灭,而是被暂时压抑下去了,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相关的人和事,潜抑于内心深处的女性自我便会重新兴奋起来形成创作冲动,由此出现了以性别眼光、性别意识进行艺术构思的一个作品群,包括《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和1942年春天的几篇散文《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和《风雨中忆萧红》等。能够说明这一作品群出现的契机的,不仅在于它们在写作时间上的高度集中(集中在解放区文化思想界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短暂的时间段) ,也在于丁玲艺术上的敏感和对女性叙述身份叙述视点的艺术把握。据现有资料显示,这一作品群中最重要的两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贞贞和陆萍都是有生活原型的,陆萍的生活原型是边区拐岇医院助产士余武一同志[ 3 ] ,贞贞的生活原型是丁玲在川口县暖水沟深入生活时从当地妇联同志那里听来的,丁玲并没有看到她本人。可是无论是见过还是没见过,由于现实生活中这些真实的人和事和她早年所接受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洗礼,她又恢复了早期以第一或第三人称出现的女性叙述人身份,使作品中的人和事,统摄于或现身或隐身的女性叙述人视野之内,在她的观察与思考中展现了革命新秩序内隐秘的也是她的前人和同时代人都不曾写过的女性生存之真,使被压抑的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被压抑的女性自我意识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和突然的喷发,成为女性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夜空中一个明亮的瞬间。
这时的丁玲开始意识到根据地的明朗的天空还飘着几朵乡土中国封建意识的乌云,感觉到“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粘在泥土上了”(《风雨中忆萧红》) 。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存的精神空间的真实的艺术感觉,正是这种真实的艺术感觉,帮助她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的人和事原型,复活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身份,又帮助她发现并开掘出深藏在这些生活现象中的在人和人的等级秩序中潜在的陈腐的性别秩序与性别观念。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散文《“三八节”有感》的思想锋芒所指,都是革命体制内包括性别在内的等级秩序与性别观念对女性的压制和对女性人格尊严的剥夺。《“三八节”有感》里“一个科长就嫁了吗”的议论,革命体制内“骑马的首长”与“穿草鞋的艺术家和总务科长”,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怀里的孩子”和“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的孩子”的对比,《在医院中》陆萍所遇到的死气沉沉的和乱糟糟的生存氛围对陆萍革命热情的压抑,不能说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贞贞的身上,集中了民族的、阶级的与性别的三重苦难与屈辱,而其中性别的苦难与屈辱,又是最为隐秘的和无以言说的。为逃避包办婚姻,她不幸被掳并沦为日军的军妓,历尽屈辱跑回根据地以后,又被村政府利用她这特殊的身份派到日军去“弄情报”,直到弄了一身病不能继续工作才回到家乡。可是家乡邻里迎接她的,是鄙夷、嫌弃的目光,是人身污辱性的辱骂,她的家庭也认为她已经是“破铜烂铁”了,好歹嫁出去了事,逼她嫁给昔日的情人夏大宝。结尾贞贞拒绝了夏大宝的怜悯,离开了家乡到延安去“再重新做一个人”的光明的尾巴,我愿意看做是丁玲作为同为女人的一种善良的美好的祝愿。比起与贞贞有着相似经历的她在左联时期的女友、女作家关露屈辱苦难的一生结束时她所说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充满阳光的,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我更相信后者的真实性和真理性④。
《“牛棚”小品三章》,是丁玲晚年大量回忆性纪实性散文中的佼佼者。代写硕士论文 “莎菲”青春时代所向往与追寻的灵肉和谐的爱情,真正“懂得我”“体贴我”的男性伴侣,到了历尽人世沧桑的迟暮之年才真的实现了,然而却是在满目荒芜人情炎凉的荒原上的大小“牛棚”里,在看管人员的辱骂、喝斥和监视的目光下。一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在被分成等级的大小“牛棚”里相互隔离,丁玲被单独关押在小“牛棚”里,连和大“牛棚”里的丈夫陈明一同出去扫地的权利也没有,更不要说探视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她只能“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用“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遮挡着她的面孔,利用陈明随着“大牛棚”里的地位比她高一等的“牛鬼蛇神”们出来扫地的时机,从远处移动着的人群中寻找着丈夫的身影。她把这样的隔着玻璃窗咫尺天涯天涯咫尺的悄悄的会面,看做是“幸福的秘密”“几秒钟的、一闪就过的快乐”。这是令人辛酸的“幸福”和“快乐”。“三章”的最后一章《别离》,在写到她将调往另一个劳改队去劳动、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将又一次与陈明分别,连“窗后”那几秒钟的会面也被剥夺时,丁玲的笔下,出现了久违了的孤傲和狷介,自信的、洒脱的丁玲又回来了:“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是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4 ]《“牛棚”小品三章》写于1979年3月中旬。丁玲在北京友谊医院等待平反的日子里,是年75岁。
B组:核心词或潜在核心词———革命恋爱阶级斗争大众政治消溶
《在医院中》结尾,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被“消溶”的潜意识,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即将又一次被“消溶”的预感和警觉,丁玲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对她的创作生命极其重要的关键词:“消溶”:“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延安的知识分子把这几句话贴在墙头上或用红纸写出来贴在俱乐部里。[ 5 ]可是无论是丁玲本人或是那些延安知识分子,都不一定意识到“消溶”这个词对他们的创作乃至整个命运的全部意义。人是怎样被“消溶”的,人要怎样才能不被“消溶”? 这个对所有知识分子和所有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当时乃至在以后几十年的历史中,都处于混沌的朦朦胧胧的无意识状态。仅就丁玲的创作而言,她已经被“消溶”过而且即将又一次被“消溶”,这就是自1930年开始间隔性出现的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B组作品。正是在这一组作品中,女性主题和那个莎菲式的独立女性叙述人一步一步地消失了踪影,“革命”“大众”“阶级”等等这些左翼文学的统治性的绝对理念主宰了她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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