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左翼文学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21 5:04:25
文学与政治有着不同的逻辑运行规律。文学要求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内心真实的声音,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头脑去观察去思考去表达,而政治则围绕着权力运转,这就不能不迫使作家对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据政治功利的需要任意裁剪生活,对生活删夷增添,或拔高提纯,或如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丁玲被迫把黑妮形象由地主的女儿改为侄女,并不得已删去了许多已设计好的情节场面,就是文学对政治的强制性的驯从与就范。作为女作家,丁玲与政治权力化的左翼文学,还有种深层的混沌不明的关系,即政治与性别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政治权力与女人作为人的独立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的关系。政治利用性别把贞贞这样纯洁的天真的女孩子作为工具使用,一旦失去了使用价值便翻脸不认人厌之弃之。《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这一组侥幸写出的女性文学作品中,丁玲其实是对这种工具性的性别命运作出了反叛。她否定了那种“首先要取得我们的政权这样的大话”,而强调要强己,要自己爱护自己,要“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这其实是超前地提出了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妇女解放观。
漫长的国家政治对文学的全面监管,使“五四”人的文学、女性文学启蒙话语的历史延续性被迫中断,而左翼文学的政治化、体制化,又强制性地把文学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从根本上扼杀了文学多元化多样化的可能,不仅压制了“五四”人的文学启蒙话语的生命力,最终也一步步断送了新兴的左翼文学的前程。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这一悲剧性的历史沧桑中,丁玲也许是那些被纳入革命政权体制内的左翼知识分子/作家中最积极最活跃同时又是充满了矛盾的最不安分守己的一个。一方面,她自觉地积极认同这种被强制性规定的革命身份,政治身份,明确表示“要在整个革命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在雄壮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小的号兵”。[ 11 ]要“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自己的情绪”[ 12 ] 。她也确实以这样的身份写出了不少属于革命政治语话的左翼文学。另一方面,作为她文学生命原初的精神血脉的“五四”个性主义的启蒙话语也深植于她的血肉里,并不是一副可以任意脱去的外衣,一旦遇到哪怕是短暂的可以生长的气候、土壤,便会从压抑中突围而出。于是才有了丁玲创作中的两组作品也就是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人性的性别的话语与政治的功利的话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转换,出现了女性主体身份批判立场的生长———消溶———再生长———再消溶的20 世纪人的文学也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奇观。作为丁玲此类作品的终端性作品《“牛棚”小品》,便是丁玲此生此世人的文学也是女性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一次思想解放前夕的绝唱。这证实了根植于作家生命体验和日常生活的人的文学以及女性文学启蒙话语顽强的生命力。
丁玲老了。她已没有力量和智慧“跨到新的时代来”(丁玲语) 。在同时发表了《杜晚香》和《“牛棚”小品》这两种不同血脉的文学文本之后的五年即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了第9号文件《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终于得到了她梦魂萦绕的彻底平反。她可以瞑目了。这一年她整整80 岁。两年后,丁玲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结语:语境与选择
丁玲这种创作与思想的两重性已被文学研究界说成是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丁玲现象”。丁玲
现象的解读需要联系她所处的特定的语境,也就是丁玲文本背后的“巨型文本”,即决定了丁玲小文本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重要原因。语境是西方叙述学阐释文本意义的一个概念,认为一个时期的语境和一个时期的文学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历史时期各种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以语言形态出现时都会构成一个时期的语境,语境包围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回避和逃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说什么怎么说和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说,它的背后常常有强大的权力机制在操纵,褒扬提倡一种语言又压抑禁止另一种语言,故又称为“警察行为”或“社会过滤器”。20世纪文学思潮中“启蒙话语”(或称个性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或称集体主义话语)的起伏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风云变幻的语境在起作用。解读丁玲与人的文学(包括女性文学)和左翼文学(包括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直到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忽略语境这一巨型文本的作用。概括地说,丁玲创作生涯所处的语境,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的革命思潮(又称红色思潮)全方位介入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取得胜利前后由主潮而成为主导性和统治性的思潮。前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抗日战争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人们对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的向往,是决定这一语境在一个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中国最终居于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左翼文学的起伏兴衰,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大语境。语境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变化,可文学的变化又必须通过变化中的人(作家)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反复强调作家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的原因。这个“转变立足点”的宏观设想的实施,便是由40年代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到1949年以后深入推广到全中国的连绵不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运动。丁玲的两组作品以及这两组作品后面的写作身份的转换,无不受制于这样的大语境,或者说是在语境的夹缝中出现的。如果说30年代早期丁玲加入“左联”创作上也转向左翼文学时,还有她本人思想中的由“浪漫蒂克”到“革命浪漫蒂克”的思想契机,以及她和一些男性左翼朋友如瞿秋白、冯雪峰、成仿吾等及丈夫胡也频思想影响的因素,那么到40年代的解放区时期和建国后,则主要是这些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她的威慑与驯化的结果。认识丁玲的这一变化,不可忽略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或这一次运动和另一次运动之间留下的批判文章与批判会上的表现。作为另一种“文本”,它们已经成为一种人性的与心理的切片,代写英语论文显示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对脆弱的人性、人格的威慑力与杀伤力。
一般的规律是:在她所批判的作家中,常常是刚刚与她一起遭到批判的人(如对王实味、萧军的批判) ;或者她所批判的这个人的某篇作品,按照她所批判的无限上纲的逻辑,同样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问题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问题(如对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或者她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别人,到头来又把她和这些她批判过的人放在一起来一次更严厉的“再批判”,如1958年与王实味、萧军等一起被批判。这种种批判与被批判身份的纷纭变幻,它背后的指挥棒,便是我们称之为语境的“巨形文本”,主要是变幻莫测的政治权力的威力。有的研究者将这种批判来批判去的现象,称为“文化批判的背反现象”:“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混乱的人格。正是这种矛盾、混乱的人格使他们在有意识、无意识中循环不断地演出一幕幕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生悲剧。”[ 13 ]
在有关丁玲参与其间的批判或被批判的资料中,有几个镜头令我难忘,涌现出一种难言的复杂感受。
一是在1942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批判萧军。这是由在这之前另一次批判王实味的大会引发出来的。据王德芬《萧军在延安》回忆,萧军对这次会有些意见,路上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被旁边一个女同志听到后汇报了。萧军拒绝了中央研究院要他承认错误的要求,并写了一份《备忘录》上呈中共中央毛主席,并且在这次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宣读了,引起了持续六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群起批判萧军,萧军不服气,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主持会议的吴玉章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 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这时萧军的火气消了不少,说道:“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 那百分之一呢? 你们也想一想是否都对呢?”这时丁玲斩钉截铁地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 我们一点也没有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萧军拂袖而去⑤。
二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样原准备向丁玲、陈企霞道歉的调门大变,在文联礼堂召开了一次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站在讲堂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14 ] ( P151) 。
三是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会议集中目标揭发批判冯雪峰在30 年代左联时期的问题。代写工作总结 夏衍在会上作了“爆炸性”发言。夏衍为冯雪峰罗列了洋洋六大条罪名,如介绍批准胡风入党纵容他进行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大概因为此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已沉冤两年多了———笔者注) ,在鲁迅先生周围进行了长期的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作家的挑拨、造谣和污蔑,有意挑起两个口号的论争,今天又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这时,许广平站起来,痛斥冯雪峰欺骗了鲁迅,是个大骗子。周扬也站起来,说冯雪峰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 ”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 ”“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爆炸性发言和爆炸性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许多位作家也插言、提问、表示气忿,楼适夷在会场上嚎啕大哭[ 15 ] 。
代写论文联系方式
联系QQ：904272800
联系信箱：904272800@qq.com
代写论文导航
客户、写手申请单
最新论文
热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