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左翼文学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21 5:04:25
把这三个镜头连接起来,可以用《文艺报》编辑,后因“丁、陈反党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的唐达成的话作为注解:“政治像川剧中的‘变脸’,说变就变,你刚看到它的一副面孔,你刚刚说出来,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变脸了,你又得重新认识,重新说它是什么样。还得承认你刚才看错了。”[ 14 ] ( P154)
然而这并不能得出政治决定论或政治语境决定论,仅就这三个镜头的“定格”来看,摄入镜头中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萧军和丁玲不一样,丁玲和夏衍、周扬更不一样,就是当时同为党的领导身份的吴玉章、周扬也很不一样。每个人在这个“巨型文本”中的言行神态,自有他们各自的心理、性格逻辑在起作用。就丁玲来说,她在萧军面前是那样咄咄逼人得势不让人并有点仗势欺人的气势。她当时一定以为自己背后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大山,她的人称由“我”变成了“我们”。她觉得自己是“我们”的一员,和萧军不一样比萧军这样的“九牛一毛”的人高一等,她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了。这是一种她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虚荣和恐惧心态。这使她有了值得骄傲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种心态,一直贯穿到全国解放初期,直到她1955 年祸从天降为止。在建国前夕那次全国文代会上,解放区文艺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国统区作家艺术家巴金等心情忐忑不安,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可丁玲以“我们”解放区文艺的代表身份向大会介绍经验,意得志满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还有一种属于丁玲个人的心理逻辑,那便是对毛泽东的感恩心理,或者叫做由感恩而崇拜的心理。本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罗烽、艾青等的文章和丁玲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等都在整风前夕发表在丁玲任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可毛泽东对她和王实味“区别对待”,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一言九鼎,丁玲得以幸免于王实味那样的灭顶之灾。她由此以为自己被权力所接纳,跟萧军等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盛气凌人的言词中,隐藏着强悍中的虚弱。她没有想到几年后风云变幻物换星移,这个强大的也是不可捉摸的
“我们”把她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更没有想到,1958年1月,《文艺报》第2期刊发了“再批判”专栏,由毛泽东亲自改写按语,将当年批判过的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在延安写的作品当作“大毒草”重新送上祭坛,丁玲再也得不到“区别对待”的恩宠,而且“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这句宣判了她政治上的死刑的话,就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 16 ]之二之三的两个镜头中丁玲的“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几个字,让人心中涌出无限同情、怜悯,同时又有些后怕,并完全理解了她复出后那种刻意为之的左倾政治姿态。⑥丁玲毕竟不是周扬那样的工于权谋的“职业革命家”,她其实只是一个作家,同时又是女人,她复出后那些为了自我保护而自以为“学乖”了的一点“心计”,与周扬那样的善于把握全局并在全局中做“大文章”的手段比较起来,足以见出丁玲作为一个女人的单纯和政治上的幼稚。然而丁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便是至死也没能再重新抬起她那高傲的头,便是性格与心灵的扭曲。
最后我想把问题归结到知识分子/作家在大致相同的语境中的选择问题。
以上几个镜头可以说明在大致相同的语境中不同的“个人”是不一样的。代写医学论文这就把个人的选择问题提了出来。选择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建立在人是有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的主体因而也是有选择权利的这个基本信念之上。“权利是令拥有权利的人称心如意的、使他放心的、对他有利的, 在道义上或物质上有价值的。”[ 17 ] ( P149)在自由主义哲学看来,自由并非不计利害的随意性的我行我素,而是在面临各种可能时选择其一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就是选择。“一切都取决于行动者从他所面临的各种抉择中选择其一的能力。”[ 17 ] ( P133)选择从来就是个人的而非群体的,因为“只有个人才能选择”“个人之所以被认为能够思考选取某一选择方案而不选取另一方案的理由,就因为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假定,那就是只有个人才有思维能力,群体、团体、国家, 都不能思考, 或只能在比喻的意义上思考。”[ 17 ] ( P176)这里的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个人是“人”“人类”等这些类概念的唯一的实体,人、人类以及一切由各种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党团、阶级等等类概念都只是各种“个人”的不同抽象,它们的可见的现实的实体都是个人。每个个人在面临一种以上的选择可能时其实都在选择,
20年代末30年代初兴起的左翼文学也是每一个加盟左翼文学的作家个人选择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在30 年代文坛上,左翼文学是主潮但并不是“唯一的文学”,丁玲由《梦珂》、《莎菲》起步而转向左翼文学时,个性主义的启蒙话语虽然进入低潮但并不是失去了创作的活力,巴金、老舍、曹禺等在国统区的创作, 30 - 40年代的京派、海派文学,还有女作家萧红、凌叔华、林徽因、杨绛等在国统区的创作以及张爱玲、苏青等在沦陷区的创作,都是与左翼文学同时存在的不同的文学,自然也是这些一个一个作家各自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自主选择的结果。丁玲之所以选择左翼文学的原因已如上述。这里我想到了与丁玲差不多同时“向左转”的鲁迅。鲁迅30年代初加盟“左联”并被推举为“盟主”,自然也是出于鲁迅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与丁玲不同的是鲁迅始终在思想上与一些左翼革命文人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并坚守了自己独立判断和批评的权利。鲁迅对“奴隶总管”的警觉,对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置疑,对那种“叫人死”而不是“叫人活”的革命的批评,至今读来也是至理名言。这里并没有以鲁迅否定丁玲的意思,而是在这样的参照中,说明要真正做到丁玲自己所说的“不消溶”“不随波逐流”是多么艰难。这里与丁玲的选择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萧红的选择。萧红30年代初从东北左翼抗日文化人的活动圈“牵牛房”步入文坛,有的文学史也把她列入左翼作家。但萧红在创作思想上却没有盲目接受当时一些流行的左翼文学概念和创作模式,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走自己的路,在30年代纷纭的文坛潮流中保持了自己独立不羁的创作态度,尤其在她创作生涯的最后三、四年间,她的创作思想达到了理性的自觉和文体话语的自觉。这中间还有一次对萧红的创作至关重要的选择,那就是30年代末日军炮火追逼下个人生活的选择。据一些资料显示,萧红与萧军一同南下武汉,并于1938 年春在西安与萧军“永远分开了”。这里感情破裂的因素固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动荡的时局中两萧对待文学的态度的分歧。萧红视文学为生命,极需在动乱中赢得时间写作,而萧军则热心于政治活动,执意要去“打游击”。萧红劝说无效,才下了与端木蕻良南下武汉并由武汉南下香港的决心。在作出这个选择决定之前,萧红与丁玲在临汾、西安有过数月的交往,据丁玲写于1942年4月25日萧红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后的《风雨中忆萧红》,说到她们在临汾、西安相聚时,她曾经劝她去延安,而萧红却去了香港。丁玲说“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太少了”。这恐怕不是丁玲所参与得了影响得了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到那里去定居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萧红懂得在事关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方式方面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说过“在紧要的地方,我懂”。与萧军分手, 和端木蕻良转赴武汉、重庆, 1940年1月同去香港专心从事创作,是萧红在人生道路的紧要关口作为女人与作为作家的决断。孟悦、戴锦华在她们的《浮出历史地表》中说, 这是“大智勇者的探寻”,“假如她到了延安解放区,或许就不至于死得如此寂寞,但她那女性解放的思想和追求在乡土世界和当时当地的作家阵营中同样不会有更好的出路, 除非她首先屈服———牺牲这份追求”。[ 6 ] ( P1176)这是可以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的遭遇为证的。这也就是说,萧红以承受孤独的选择承担了独立女性的自由创作,在三年多的时间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黄河》、《旷野的呼唤》、《朦胧的期待》、《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近百万字的作品,“以生命为代价穷尽了历史给女性留下的最后一份可能性”[ 6 ] ( P1175) ,超越了死亡,也超越了时代,成为一只“与兰天碧水永处”的“大鹏全翅鸟”。
丁玲本质上是个性主义者。她的精神血脉是“五四”人的解放与个性解放。然而,漫长的极左政治(在有的论著里又称“左倾政治激进主义”)却压抑和扭曲了她的才华,出现了创作与思想的二重性。她在1946年写了一篇另类散文,题目是《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回忆了她少女时代,怎样和女友王剑虹、杨代诚一道离家出走,在《新青年》等五四思潮影响下鼓起勇气和一切封建旧礼教搏斗,曲折地表达了她对自由的渴望。丁玲在临终时断断续续地告诉她的亲人说:“替我高兴吧,我成佛了。”我想这一定包括对自己苦难一生和艰难的文学生涯的澄明和顿悟。
注释:
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在建国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集》,第70页,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发行, 1950年3月。
②这种大体上的阶段性跳跃性,并不排除某一个时期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代写职称论文 如某一时期会偶然出现一篇属于另一个时期的另类作品。
③此丁玲创作轨迹演变参阅了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丁玲生平年表》,及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丁玲著作年表》,特此致谢。中国文艺出版社2005 年7 月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④左翼女作家、翻译家关露的生平与创作,请参阅魏玉传编《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3月版。
⑤据王德芬的回忆,并参考了陈明、张毓茂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4期, 1989年2期, 1994年4期等。所记内容大同小异,可丁玲的发言都一样,可见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⑥丁玲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假如《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见于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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