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8-5-22 3:31:08
马自力: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分期———“三古七段”,它与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袁行霈:传统的文学史分期基本上是以朝代为断限,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这种朝代分期符合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习惯,便于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替确实与文学的兴衰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它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
马自力:这就是您主张的“文学本位”原则在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上的体现吧。那么您所说的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有哪些方面,它们与“三古七段”的划分有何内在联系呢?
袁行霈: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二、作品的思想内容;三、文学体裁;四、文学语言;五、艺术表现;六、文学流派;七、文学思潮;八、文学传媒;九、接受对象。“三古七段”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这九个方面,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这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上古期可以分为先秦、秦汉两段。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学思潮的主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中古期包括魏晋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叶三段。中国文学从魏晋开始了自觉的时代,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奥转向浅近。诗、词、曲三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在此期达到鼎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初具规模,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在元末明初也已经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文学传媒出现了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而且成熟了。
近古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两段。把明中叶看成文学新时代的开端,主要基于以下事实:一是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二是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个性高扬,对理性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晚明诗文中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是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则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五、文化的馈赠与关于中华文明史的思考
马自力:自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由您主持中心工作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后来改称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引人瞩目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创办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出版《国学研究丛刊》,筹办汉学研究国际会议,编辑《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合作摄制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中华文明之光》,招收博士生,今年又推出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等等。请谈谈您主持国学研究院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推动国学研究方面不遗余力呢?
袁行霈: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1992年1月成立, 2001年1月改名为国学研究院。作为主任和院长,我和我的同事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些工作。我们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虚体办实事”,“龙虫并雕”(兼顾提高与普及) 。其动力一方面来自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是感到自己身负承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这双重的历史使命。我在1998年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曾提出“文化的馈赠”的观点。我想这既是我们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原则,也是我们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准则。
马自力:您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一直都贯穿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的总体性思考。您能否扼要谈谈“文化的馈赠”的含义?
袁行霈:“馈赠”这个词,是冯之浚教授在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研讨会上用过的,“文化的馈赠”可以恰当地表达我对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想法。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不一定导致冲突。如果抱着强加于人的态度,就会导致冲突;如果抱着馈赠于人的态度,就不会导致冲突。馈赠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好东西。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对方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繁荣。事实证明:不同的文化需要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补充,但并不互相依存,文化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价值。“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
马自力:中华文化可以馈赠给人类的主要是什么呢?
袁行霈:我在《中华文明史》的“总叙论”中,将中华文明的特色概括为: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整体思维等五个方面。我还将在2006年北京论坛上做一个主题发言, 题目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其中也讲了几点: 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这是总结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所得出来的经验教训,也可以说是几种明智的选择吧。以上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开发弘扬,以哺育中华民族的子孙,以馈赠世界各国的人民。
马自力: 的确, 相对于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文化的馈赠”是一种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的积极回应,其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本色。这种思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您对中华文明史的思考之中吧? 作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重点项目,您和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在总体的设计和立意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袁行霈:既然要承担“文化的馈赠”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研究、描述和宣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代写医学论文 十几年来北大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出版过一些关于中华文明的著作,但在总体上还有继续系统探讨和深入发掘的空间,所以才想到要撰写一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此书着重描述那些反映中华文明总体面貌的标志性成果,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世界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成就。我想,分门别类地叙述科技、制度、思想、文艺等方面的成就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说明整个文明的过程和特点。我们心目中的文明史不同于科技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的简单拼合,更不是一部百科知识全书。我们在考虑《中华文明史》的学术定位时,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既不能脱离各门专史,又要力求做到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其目的是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作出总体性的概括和描述,着重阐述各个时期文明的亮点、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尽可能地揭示文明的发展规律。应当努力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了解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从而在总结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总之,当代意识、前瞻性、多学科交叉综合,是我们在《中华文明史》的总体构想和立意上努力的方向。
马自力: 这样看来, 北大版《中华文明史》在总体构想上体现了您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思考和一贯的学术追求。这部著作对中华文明史的分期,同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分期一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请您谈谈这种分期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袁行霈:我在这部书的“总绪论”中说,一般通史的写法偏重于政治史,但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文明史的写法应当有别于通史,必须总体考察文明各个方面的状况,找到文明发展总体的阶段性,指出在一个个大的时段内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向。因为文明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文明的各种要素发展不平衡,在综合考察的同时必须有重点,即不同时期的标志性文明成果。总体性和标志性二者的综合,是我们划分中华文明史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由此出发,我们把中华文明史分为四期,其中还可以细分为八个阶段,即第一期:先秦(第一阶段:先夏,第二阶段:夏商周) ;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一阶段:秦汉,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 ;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第一阶段:隋唐五代,第二阶段:宋元至明中叶) ;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第一阶段:明中叶至鸦片战争,第二阶段: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你也许注意到了“先夏”这个提法,这表示我们对夏文化的重视。马自力:除了“先夏”这个提法外,读者也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在您主编的这两部著作中,都把明中叶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断限,这显然不同于朝代断限,那么是否它具有如同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呢?
袁行霈:是的,明中叶是中华文明史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端,因为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包含的诸要素来看,此时开启的中华文明与此前有诸多不同。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同时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以上两股潮流互为因果,它们的合力为这个时期造成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的文明景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经济整体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文学艺术中出现新的世俗化商品化倾向,文学作品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在社会下层广泛传播。以上总体性和标志性的特征,决定了无论是中华文明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选择了明中叶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断限。
六、唐诗风神与学者本色
马自力:您在1999年发表了《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一文,论述盛唐诗坛新局面的几个标志,探讨盛唐气象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前两年又发表了《唐诗风神》一文,从唐诗的语言、意象、意境和风格等方面,继续追问唐诗之所以成为唐诗的艺术精髓所在。在您的治学领域不断开拓的同时,唐诗研究始终是您坚守的领域,让人感到您对唐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最让人感佩的是,在您身兼多种社会工作的情况下,仍能以学问为本,体现了学者的本色。我知道,您现在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盛唐诗坛”的研究,已经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请您谈谈这个课题与您以往的诗歌艺术研究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袁行霈:前面说过陶渊明有两句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管收获有多少,做学问是快乐的, 做老师是幸福的。我在《花甲忆昔》中曾写道:六十年的光阴不算短了,应该做更多的事,却没有做到,不免有许多遗憾。现在又过去了十年,我将加倍珍惜光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光阴更可贵的呢!
我的唐诗研究获益于我的导师林庚先生的引导。多年前我曾对唐诗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加强综合研究,即调动一切研究方法和手段,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入手,建立以唐诗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的新格局。综合研究也有纵横之分:纵向的综合研究是指唐代诗史的整体描述,注意史的脉络和纵的比较,它不再是诗人生平与创作的罗列,而能再现唐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唐代诗歌思潮和唐诗创作演变的轨迹及其内在外在的原因、唐代诗人的群体和唐诗的流派等等。横向的综合研究应再现唐朝的文化背景,并把唐诗放到这个背景上考察,偏重于唐诗和唐朝的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之关系的研究,以及唐代诗人的生活风貌、美学思想、宗教信仰、唐代诗人的创作契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唐代诗人的地理分布和唐诗的地方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唐诗研究应当紧紧把握唐诗本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特质,把诗当作诗来研究,把唐诗当作唐诗来研究,揭示其艺术的魅力,总结其艺术的经验。
至于现在我和丁放教授合作进行的“盛唐诗坛研究”,便是想把这些建议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已经写成的论文,集中在对盛唐诗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身上:如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玉真公主等。这是我们找到的新的切入点。不过这些只是盛唐诗坛研究的外围部分,我们准备把探讨的重点放到盛唐诗坛的总体面貌,以及盛唐诗人与诗歌创作这个中心上来,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等待着我们。
马自力:您能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简单地总结一下吗?
袁行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马自力: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您的学术思想始终充满了活力。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永葆学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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