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探讨
-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 日期:2009-6-8 11:34:01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党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心主义的“理念”、“理式”及其“显现”，惟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之“道”。“道”之不存，“论”将焉附？自然要“失语”了。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政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这很对。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专门与此对着干，追求所谓“零度介入”，所谓“粗鄙化”，专写些“一地鸡毛”的作品，刻意展览琐碎展示平庸，而且还大受读者欢迎。试问，面对这样的创作，如何讲虚实相生或“兴”“象”“神”“韵”？传统文论能不缄口失语吗？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因此，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一般说来，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必讳言“西体”为主，甚至不必回避“全盘西化”。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而现代科学文化又集中体现在西方文明之中，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之学习。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这些文明，今天发掘出来，那一个没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人文文化？但这些人文文化并不能挽救其文明反而成为文明的殉葬品。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尽管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今天不惜以中华文明的衰亡为代价来恪守传统文化“话语”系统，或者因西方霸权主义而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科学“话语”系统，那我们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今天，站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感到自豪的是，仅仅因为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开放和“速成”“补课”式地学习，我们民族已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横贯五千年，以一个民族为载体延续并生存下来的强势文明！
但是，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毕竟不能取代人类对人文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文化及艺术文化现象，有时是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相对独立地承继发展的。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以消灭所有人文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试想，假如享受现代科学文明成果的人类，在地球村中所面对的精神文化产品却如“麦当劳”和“肯得基”一样，都是如此单调和按同一标准配制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所谓的现代文明将完全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因此，如何防止这种“文明”悲剧的发生，如何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地保持世界多样化的人文文化构成、保存发展各民族多样性的文明特色，这是世界性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尽量保持本民族人文文化特色，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人文文化建设中，应倡导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文化情况，实现以“中学为体”，或“中西合壁”，或“中西共存”。总之，“失语”的范围和程度越小越低越好。
然而，这种倡导决不应是民粹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含有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及部分科学文化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反科学、反人道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我们再回顾并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失语”现象时，便不会停留在抽象的、表面的“西化”、“中化”的两极结论中，而会发现其中既有历史必然性与人道合理性的因素，也有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人文代价因素，还有文化主体选择失误或能动性不足的因素。让我们对这三类因素或情况作些具体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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