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学作品的存在既非纯主观的、又非纯客观的,他不可能完全呈现现实的各种面貌,而只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图式化结构(schematicized structure)。读者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将作品语言所力图要描画的现实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图景描绘出来,才会对作品的意义、价值有所把握。正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指出的:“每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的核心,是发生在作品的结构与作品的接受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自身只不过提供了‘图式化了的方面’(schematized aspects),作品的主题通过这些方面就可以产生出来,而这种实际的产生过程是通过一种具体化活动发生的。”[8](P27)所谓“图式化结构”、“图式化体貌”(“schematized aspects”译为“图式化体貌”更为确切)都是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术语,二者是同义的,即指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感性结构样式。它并不是外在现实事物具体的形象,又不是主体经验汇聚的理性概念,而是一种抽象的兼容主客体因素的意向性结构。它并不直接呈现结构中容纳的意义,但却涵纳着与人类生存、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和体验。而这些东西只有在读者的想象中才能复活,才能体现与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图式化结构”包括作品文本的艺术结构、艺术方法。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而言,音乐是不存在的。这一命题恰好说明,它的相反表述也是正确的,只有能分辨音律的耳朵的聆听,音乐才是存在的。作品负载的价值只有在读者对“图式化结构”的想象复现中才能显示与实现。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文学家只是为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伊瑟尔根据布思在《小说修辞学》等著作中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隐含读者”的含义表明,作者在创作时总要考虑到读者,是为预先存在的读者而写作的。作者在作品中留下了与读者交流、对话的可能性。依据作者所认识的读者阅读能力与方式,作者设置了作品的“图式化结构”,它召唤着符合“隐含读者”水准的读者去揭示与实现其文学价值。伊瑟尔说:“本文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想象去填补本文中所谓的空白,也就是说在一个本文中存在着悬而未决或尚未提到的东西需要去加以填补。”[9](P296)需要读者填补的是“图式化结构”中提供、暗示而又可在想象中复活的人生世相与意义、价值,而“图式化结构”又是依据“隐含读者”的水准设计的,是作者与读者交流、对话的场所。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与本文的对话中,可以达到作品文本的历史视野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视界融合,从而让读者体验到作品的实际价值。把作品中未成现实形态的价值,在阅读的想象中体验与浮现出来,将可能性
转化为现实性,就是读者在文学价值实现中的主体能动性的常见方式。
其次,读者作为阅读主体,具有相当复杂的心理结构,他可以依从文化惯例和作者勾画的“图式化结构”,体验到作者意欲实现的价值形态,同时他又可以发挥自己阅读的前结构文化心理,对于作品文本做主观化、复杂化的阅读,突破“图式化结构”的意义导向,揭示与体验出作品文本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状况。价值的多元符合状态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特征,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往往突破民族、国家、地域的界限,为不同的人们所阅读、欣赏。众口难调。能实现这一要求,一方面可能使作品呈现超越空间阻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则因为作品提供了多方面解读的开放结构,这一结构只有在众多读者发挥自己的前结构文化心理因素时,才能实现价值的多元指向,也才能展示作品具有文学价值的特质。
读者的阅读是个体的审美活动,由于每一个读者都有与他人不完全相同的前阅读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凝聚着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审美经验。所以,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中,往往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相同的体验和感受,从而实现作品多元复合的价值形态。比如,在读《红楼梦》时,“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0](P419)这一方面表明,富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是对人与世界关系总体把握,它有如人生世界那样的丰富色泽。另一方面又说明,读者阅读本身又是一个“各以其情而自得”[11](P3)的过程,正是众多读者共同参与的阅读才展示出作品多元价值的复合形态。这是作品不能自身呈示的,只能由许多读者的共同阅读活动来完成。
其次,读者的阅读是一个主体化、复杂化的过程,他可以超越作者的价值生成、超越作品文本对一定价值的负载,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重构,这是一个价值再创造、再生成的过程。现代解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认为,在阅读的解释中,读者依靠“预觉”(divinatory),把自己置身于作者的心态之中,从而消解了作品文本的陌生性和异己性,读者实现了与作品文本的真正对话与交流,这时文本已不是某一作者个人的价值意向体现,而成为读者自己价值创造、重构的天地。作品文本一旦进入了由“预觉”导控的交流,就使作品脱离了作家设定的语境,丧失了它原本意义的某些东西,在进入读者控制、造设的语境中,他获得了意义、价值的再创。阅读的预觉活动,使读者对文本价值的重建不可避免。
读者在运用预觉方法对作品文本价值进行再创造时,往往是作品文本客观上隐藏着某种价值内容,但却不为作者本人所自觉意识和认知。这样,“我们对本文的理解要比本文作者对它的理解更好。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作者的思想有直接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去理解作者在无意识形态下所流露出来的东西”[12](P236)。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3](P201),这是列宁作为读者对托尔斯泰作品的价值重构,而这又是托尔斯泰本人所无法理解和把握的。马舍雷指出,虽然托尔斯泰“理解这一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但他不能从这一切混乱中辨识出来原来”,这一切“对他来说是模糊不清的”。[14](P367)读者在作品中辨认和体验出为作家所从未意识到的东西,这是文学价值新的实现,新的创造。《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取“女娲炼五彩之石,以补苍天”的命意,希望用来对封建上层社会的腐败的揭露,以引起清廉之士的警醒和整肃。他要补封建社会的天的命意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读者从《红楼梦》的形象描绘中看到的是“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的封建家族以及整个封建制度的不可救药,这就使作品成为封建社会走向坟墓的一曲挽歌。这是《红楼梦》的伟大价值所在。而这一价值的辨认与确认,是由读者的阅读来创造和实现的。
再次,文学作品的总体价值的实现不是一次完成的,也就是说,文学价值不是由一个时期的读者认定的。作品的总体价值只能在历史的时间历程中得到积累,不同时代读者对一个作品作不同角度的体验、把握,才使作品的客观价值的实现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文学价值是在世代读者阅读体验的历史积累中实现的。“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6](P25)历代中外文学名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的硕果,它比金字塔、万里长城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永远不会风化和剥蚀。而且,它在世代读者的不断阅读的历史积累中,更加焕发出不朽的艺术光辉。读者阅读的历史积累,首先是价值的选择活动。一般的平庸之作,即使享一时之盛名,在时间的淘洗之中,终将被排斥出文学价值的领地。读者是一个群体,群体并不是总是统一的整体。文学价值的实现不是由部分读者一时的阅读兴趣所决定的,而是为不同时代读者的总体阅读趋向所左右的。读者的时尚也有价值迷失的误区。走出误区,确证价值往往要由历史来纠正。1857年在法国文学界有一起轰动事件,作家费多的小说《范妮》当年就发行了13版,获得了自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问世以来小说发行的最大成功。而同年问世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则少有人问津。但是,《范妮》显然能满足一些人一时的审美需求,却满足不了人类读者群体在总体上的长远审美需求,一时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让《范妮》拥有和实现文学价值,它昙花一现,很快为世人所遗忘,而《包法利夫人》则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读者中获得了长久的文学生命。正如尧斯所说:“在《包法利夫人》初问世之时,只有一小圈子的慧眼之士将其当作小说史上的转折点来理解、欣赏,如今它却享有了世界声誉。它所创造的小说读者群终于拥护这种新的期待标准,这种标准反而使费多的弱点———他的花哨的风格、时髦的效果、抒情忏悔的陈词滥调———令人不堪忍受了。《范妮》最终只得落入昨日的畅销书之列。”[6](P234)世代读者是一个又一个的法庭。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若干年和各地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末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作品在受到时间检验的同时,读者的评价标准,审美趣味也在受到历史的裁决。当读者主体的趣味标准渐趋一致时,才能让真正的文学价值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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