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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性形象创作的美学原因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8-7-22 22:01:11

摘要：吉普赛女性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是l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美学追求。而吉普赛女性形象与吉普赛女子的真实情况迥然相异。究其原因，创作主体因审美感知而形成审美表象，主体在审美情感的驱动下，进一步展开审美想象。诸多吉普赛女性形象，是创作主体借助审美想象的“完形”手法，亦真亦幻地塑造出来以表达其内在精神的追求。具体表象中渗入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态度后，作为审美意象的吉普赛女性形象随之而生。

关键词：吉普赛女性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审美想象

约在六世纪时，阿尔泰地区的突厥人强盛起来，代写论文居住在印度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些吉普赛民族部落，于10世纪左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砺，逐渐形成了他们自由无羁的天性。吉普赛人浪迹世界各地，约在14、15世纪，他们流落散居到欧洲各国。伴随着大篷车，他们的足迹遍及欧洲各个角落。继而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吉普赛形象：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吉普赛姑娘》；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中皆隆特的儿子赖昂德爱上了一位吉普赛女郎；尤其值得研究的是，19世纪出现了普希金的《茨冈》，列夫·托尔斯泰的《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梅里美的《卡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等，都塑造了浪漫美丽、独特而鲜明的吉普赛女性形象。
l9世纪的作家如何创作出此类形象?我们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此类形象的研究大多囿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少于从创作主体出发去求根溯源。
一、吉普赛女性形象是“自由”的象征
19世纪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拜伦、歌德及雨果以朝圣的心情认为“东方是一种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形式”[1]215歌德在其《逃亡》(“Heglre”)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北方，西方和南方，分崩离析，王冠已爆裂，帝国在颤栗。逃走吧，逃向东方这块纯净的土地，品尝一下那些酋长们所创造的奇迹!”东方在西方的心目中成为神奇的理想之地。[1]215世纪后期到l9世纪中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浪漫主义精神之风横扫整个欧洲文明。它先出现在文学领域，后又波及绘画和音乐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以及喜欢奇异的东西。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生活充满爱情传奇，热衷想象或现实中的异国情调。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坐在伦敦肯辛顿公园的大树下，写下了描绘北美原野和印第安姑娘为爱情而死的小说《阿塔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也写了《忽必烈汗》(未完成)；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也创作了《阿尔及尔妇女》、《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19世纪文学家塑造的吉普赛女郎，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吉普赛人被认为是自由、爱情、歌舞的象征由来已久的。荷兰画派的奠基人哈尔斯(1581～1666)的代表作《吉普赛女郎》，表现的是尼德兰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新教徒追求自由的时代倾向。画中的吉普赛女郎无拘无束的天性表现得非常生动。特别是那扭头一笑，会心中透出无伤大雅的轻蔑与嘲讽。
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24年创作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茨冈》。其中的贵族青年亚历克与上流社会发生冲突，因避官司而出走。后与茨冈一美丽女子真菲拉相爱。两年后，正当亚历克沉迷于自由的生活与甘美的爱情时，真菲拉却爱上了另一个茨冈男子。出于报复，亚历克杀了真菲拉和她的情人。但因此他也被逐出茨冈部落。真菲拉在亚历克杀了她的情人后愤怒地说：“……亚历克：你也死了吧!我为爱他而死……”[2]287-288真菲拉视死如归地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
法国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31年的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巴黎圣母院》，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吉普赛女子——爱斯美拉尔达。奇特的装束、超凡的舞蹈、美妙的歌声、脱俗的外表、善良的内心、自由的生活，深深触动了所有文明人的心灵。在封建制度和宗教的双重统治下，如爱斯美拉尔达那般自由的生命个体，必遭扼杀是毋庸置疑的。
法国著名小说家梅里美创作于1945年的中篇小说《卡门》，代写毕业论文加之同名歌剧的演出，使得卡门这一吉普赛女性形象家喻户晓。不受任何约束的卡门，最终死在何塞刀下。卡门死前对唐·何塞大喊：“继续爱你，这不可能。和你一起生活，我不愿意！”表现出选择自由的绝决态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发表于1892。茨冈女子娜达和本族青年罗伊可·佐巴尔彼此相爱，但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佐巴尔为了维护自己灵魂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而杀了娜达。娜达死前对他说：“我从来都没爱过任何一个人，罗伊可，可是我爱你。可是我仍旧爱我的自由!这自由，罗伊可，我爱它胜过爱你。”[3]457可以看出，娜达也是为精神自由而选择了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罗素说：“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叶茂花繁。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4]72因此，吉普赛女性形象是作为“自由”的象征被作家所创造、读者所
接受的。
总之，19世纪的吉普赛女性形象虽然同中有异，但仍然彰显了异中之同：她们主要是“自由”的象征。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音乐作品中，如比才的歌剧《卡门》，萨拉萨蒂的名曲《流浪者之歌》以及勃拉姆斯的声乐套曲《吉普赛之歌》等；20世纪的印度电影《大篷车》和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也塑造了此类形象。
二、吉普赛女性形象作为象征体形成的美学原因
现实生活中，吉普赛女性的真实存在状态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西班牙的塞尔维亚是吉普赛人聚居的城市，至今还有一年一度的“女儿节”。这一节日源于吉普赛人嫁女风俗，已经成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准新娘送人洞房前会被有经验的老妇“验明证身”，若女方已不是处女，婚礼会面临取消的结局。七天的洞房后，女方还会面临“婚前检查”，如果被发现不是处女的话，男方仍可退婚。可见，吉普赛人对女性的贞操是丝毫不马虎的。
在俄罗斯，茨冈人遇到家中来客人时，女人不能和男人坐在一起。坐在另一处的茨冈女人只可以偶尔出来招呼一下客人。在端上食品时不能背对客人，献上食品后要后退到远处才可转身。女人的裙子也是长至脚踝，否则会被斥为厚颜无耻。
梅里美曾在法国政府长期担任负责历史文物事务的官员。代写硕士论文由于工作关系，他先后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有意思的是，在《卡门》的前三章中梅里美极力凸显女主人公倾城倾国的美貌。而在第四章中，梅里美笔锋一转又颠覆了卡门的外在美：在西班牙却很难在她们中找到美人。年轻的时候，她们还算过得去的美女；一旦做了母亲，就令人望而却步。有谁如果没见过波希米妇女的头发，很难想象她们的头发会比最粗糙、最油腻、最肮脏的马尾毛更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