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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希金“多余人”形象分析俄国文学的民族性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8-7-27 21:24:40

三、作者深层的精神内涵
1．为社会、为人生的主张
先进的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和解放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文学上，反映了群众的解放要求和一些作家对群众表示出的同情，同时也表现在当时革命家常常是作家，而最先进的作家也常常是革命者，他们用文学为解放运动服务，很多人遭贬谪。很多进步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是社会的焦点，表现的是解放运动中重大问题(农民、知识分子地位，妇女命运)，所以俄罗斯文学是提问题的文学。19世纪上半期提的是“谁之罪”，下半期提出“怎么办”。文学的导向是由于当时的俄罗斯苦难极其深重，受到西欧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们，面对俄罗斯这种逼人的现实，不能不问这个问题——谁之罪?所以对当时封建的、军事的、农奴制的俄国专制制度的批判就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文学主题。在思索“谁之罪”的同时，就是在思索俄国应该“怎么办”。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从普希金开始，就提出了推翻沙皇专制的命题，后来有些作家主张改良，也有些作家处在一种矛盾状态。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唱出了当时的最高音——他提出了一个新人的理想。
2．“道德探索”主题的开辟
普希金是俄罗斯“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它的文化性格中的特别气质和东正教有很大的关系。东正教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统，它的大本营在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宗旨就是：“教徒通过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及修身、修心，去追求天国永恒的快乐，或换取来世的终身幸福。”东正教较之天主教，对于忏悔寄予更大的期待，认为人通过忏悔不仅可以救赎，而且可以接近上帝。东正教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文化源泉。只有了解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深厚影响才能了解俄罗斯的受难和爱的特殊气质。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意识，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本身的内心世界的反省和忏悔在西方文学中并不是没有传统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是一种相当深刻的、对于贵族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反省和忏悔。到了19世纪，作家对自身的忏悔和反思在西欧作品中很少有直接的显露，他们都在批判社会，把所有的事情归罪于社会。我们看英国的小说也好，法国的小说也好，很难找到作家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责和自身欠缺的思考，几乎看不到对自身的忏悔。而在俄罗斯则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影响很深，知识分子本身具有一种忏悔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同逼人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变成了对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的反思。著名学者刘小枫高度评价了俄国作家的宗教情怀——“宗教的情怀具有的是一双深挚的同情目光，时时定视着尘世的苦难和不幸”②。俄国许多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己未能尽到社会责任的忏悔，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成了一个“多余人”画廊。作为“多余人”，他们大都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不满意当时封建贵族的生活，厌恶这个群体。但是当他们转向贫苦农民，转向工人，转向受苦的市民的时候，又觉得和这些人格格不入。当社会矛盾双方激烈的斗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无事可做。因而，“多余”并非客体存在意义上的多余，而是主观体验上的“多余感”。而这种人的位置是由自己来确定的——由自己的思想格局、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弱势造成的。作家这方面的思考相当深刻。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而且是一种心灵现实主义，它很重视关于人的灵魂的探索，并且在这方面有很杰出的艺术表现。《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书就是精神贵族的忏悔录，在第二章中诗人写道：
现在你们沉醉他，
这轻浮的生活吧，朋友们!
我了解它的空虚，
所以对他很少眷恋；
对于种种的幻影我已经闭上眼帘；
……③
小说对贵族生活的虚伪和平庸揭露入木三分，酣畅淋漓。由此，奥涅金这个形象开创了多余人的画廊，成了多余人形象的第一人。作家血液中渗透着东正教的精髓：忧患意识和救赎思想。他一方面猛烈鞭笞旧贵族的腐朽，一方面又对拥有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贵族青年知识分子“怒其不争”，他以充满忧患的笔调，哀伤地预示着贵族阶级即将消亡。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发展方面的意义是深而且大的。对于一切俄罗斯人，它是下列诸问题在丰富的艺术中的总的阐释：什么叫做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精神的全部力量努力趋向哪一方，以及俄罗斯人的理想是什么。普希金的现象是一种证据，它证明文明之树已经成熟到产生果实并且它的果实不是腐烂的，而是丰美的金果。”
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代写职称论文他看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塑造出了“奥涅金”这一具有超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形象表现了历史的动向。高尔基曾经指出：“作为典型，奥涅金在20年代刚形成起来，但诗人马上便看出这种心理状态，对它们进行研究、了解之后便写成了俄罗斯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继奥涅金之后，“多余人”的画廊里相继出现了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罗亭(屠格涅夫<罗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等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特点的多余人的形象。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俄罗斯文学殿堂，更展示了人类寻求希望与真理的良知和处于时代、社会夹缝中的迷茫与痛苦，这是当时多余人的悲哀，也是今天所有思想者的悲剧。普希金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俄国社会的这一具体现象，写出了当时精神贵族的忏侮录。
第29届普希金诗歌节上，著名作家瓦·科斯特罗夫曾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在民众中深具凝聚力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有能力抵御任何敌人，战胜一切困难。”普希金在当代俄罗斯的回归，显示出俄罗斯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立足点，找到一条未来文化发展的出路。

注释：
①康林：《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183页。
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6页。
③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马小，马家骏．俄国文学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