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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研究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9-1-5 4:05:34

摘要：《桃花扇》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作品的实录与识断。叙事客观真实，直而能断，具备了史家之笔法和《春秋》之义断；其次，在于剧作的意味与形武所产生的诗意。男女主人公首次以普通人的身份承担起兴亡的关目，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文化诗意是南明陪京文化的主要两翼。此外老礼赞形象的设置、《余韵》出的“山外山，水外水”均加强了剧作的诗意。再次，剧作以国家观念对晚明以来个体、情欲与国家的关系、忠君与忠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
　　关键词：《桃花扇》；史断；诗意；哲思《桃花扇》是文学史戏剧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剧。康熙三十八年，剧本甫脱稿，“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后文随文注均见于刘叶秋《桃花扇》整理本及附录)此后京城搬演《桃花扇》“岁无虚日”。300多年来，《桃花扇》或被改编为影视，或继续活跃于舞台，或作为文学读本，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其中的奥妙何在?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作为历史剧，《桃花扇》严格遵守了历史真实的原则。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一条材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孔尚任早在出仕之前就有写作《桃花扇》的打算；二，作者所追求的创作目标是“信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十数年间，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仅《桃花扇考据》里列举的就有11个作者的12种集子，其中既有历史著作如《樵史》、《绥寇纪略》，也有清初人的诗文别集。事实上远不止于此，如余怀的《板桥杂记》，也是作者必读之书。有关秦淮旧院的情况，清初人的口头传说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作者亲历其境观察感受可以说是更重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孔尚任在淮扬等待疏浚下河人海口期间，曾经游历江宁，遍访名胜古迹和前朝遗逸，其中不乏有针对性地重点寻访，如往栖霞山拜访张薇就是一例。但是更具体细致的信息则直接来自于《板桥杂记》。剧本《访翠》、《传歌》、《眠翠》的描写和材料均源于《板桥杂记》。既然如此，那么作者理应将此书列入《考据》之中。事实也确实如此。据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孔尚任交游考·余怀》一文所云，孔尚任与余怀有过交往，亟思拜谒，“搜讨旧闻”，并与其子余宾硕过从颇密，而且《桃花扇》康熙四十七年的刊本《考据》里确实有《板桥杂记》，并列了16条。后来的刊本为什么又把是书从《考据》中删去?笔者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板桥杂记》无关乎“南朝新事”，或者说与“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关系甚微。由此我们也可推知孔尚任《考据》中所列书目，大都关乎南明朝政、剧中人物、剧中重要情节。以此为原则，《考据》所列书目只是一部分，相关的大多数书并不在其中。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字资料，孔尚任还走访了与剧情有关的南明遗逸及侯、李情事的知情者，核实史料，增加感性认识，揣摩氛围细节。治河三年，于孔尚任的仕途并无帮助，却成就了他创作《桃花扇》的夙愿。他利用河工迟迟不开自己无事可做的闲暇，走访扬州、仪征、南京等地，结交遗逸名士，袁世硕先生《孔尚任交游考》表明仅与《桃花扇》有关的人，除了旧交孔尚则、秦光仪、贾应宠3人外，还有21人。
　　少年时萌生的感兴，出仕前的创作计划，数十年间“搜讨旧闻”，孔尚任对南明旧事有了清晰具体的认识，不致于让其作品有“戏说”的成分。功夫不负有心人，《桃花扇》一剧让作者最自豪的两点，一是其“实录”的品格，一是“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我们看第一点。《桃花扇·凡例》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把这一段话放在《凡例》中，可以看作是该剧的创作准则，也是作者最得意之处。因此，剧中每有时机，就要作出提示和表白。《先声》、《孤吟》借老礼赞之口说：“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老礼赞既是剧中人，也是观众，以南明王朝过来人观看反映南明朝政得失的戏剧，赞叹其真实性自然有极大的权威性，远远超过观众印证历史后得出结论，有力度。借老礼赞突出剧作的真实性，恐怕是孔尚任剧中安排两出老礼赞独角戏的用意之一。如此安排，作者感到仍然不能做到醍醐灌耳，于是不惜自己出来直接说话，每一出均有句批和总批。这些批语，除了抉发本出在全剧中的结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提示该剧的历史真实性。《阻奸》出曰：“句句曲白，可作信史，而诙谐笑骂，笔法森然。”《逮社》出曰：“此折俱从实录……如太史公志传，不加砭刺，而笔法森然。”《迎驾》出曰：“描画拥戴之状，令人失笑，史公笔也。”《沉江》出评论左良玉、黄得功、史可法不同死法，曰：“三忠之死，皆临敌不屈之义。而写其烈烈铮铮。如国殇阵殁者，岂非班、马之笔乎?”这些批语与《凡例》前呼后应，互相印证。
　　批语中出现两次“笔法森然”、两次“班、马之笔”，显然作者对自己叙述史实的史家笔法十分满意，情不自禁地给予史家最高的奖誉。史家笔法有何特点?同样是叙事，历史学最优秀的传统是直。因为直历史才产生了学科的本体价值，然而真实客观地叙事。只是历史最基本的要求；皮里阳秋，直而能断，所谓的“史断”才是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达到如此境界，称之为“笔法森然”、“班、马之笔”方可当之无愧。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孔尚任不是自我感觉良好?《阻奸》一出写崇祯自缢后南都各种政治势力的惶惑不安和蠢蠢欲动。立福还是立潞，不仅涉及皇统再续的问题，而且是晚明以后朝廷党争的继续。史可法显然毫无主张，只是幻想崇祯或太子南渡。因此，当马士英提出迎立福王时，说：“若果如此，俺纵不依，他也竟自举行了。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侯方域提出“三大罪”、“五不可立”，其实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只是两点：一是“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也就是说福藩曾经借助母妃郑氏的得宠觊觎皇帝大宝，所以今天不能承继大统。这种理由显然是讲不通的。侯方域并非不知此理不通，但他借此勾勒出福王的渊源。万历中期，围绕着立储、正位等类事情，朝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东林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势力。但是古代立嗣，血统是第一要素，因为有了这个要素才使许多问题简单易行。福王是神宗嫡亲的儿孙，总不能放着直系子孙不立，而立旁支，这也是马士英们拥立福王最有力的根据。因此侯方域提出了第二点：“这中兴之主。原不必拘定伦次的。”并举出历史上最典型的汉光武刘秀的例子。显然史可法、侯方域们拥戴潞王，马士英、阮大铖们拥戴福王都是渊源有自。孔尚任对此洞若观火，拥福拥潞，直书而已，诚为信史。同时作者又不能不表现自己的识断。阮大铖夜访史可法，说：“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夜访被拒后又说：“老史!老史!一盘好肉包子掇上门来，你不会吃，反去让了别人，日后不要见怪。”《迎驾》出，马士英独自：“幸遇国家大变，正我辈得意之秋。”马、阮借拥戴之功而达到夤缘幸进、谋取私利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不加砭刺，而褒贬自现。如此等等，既直且断的《春秋》笔法是《桃花扇》叙事的基本风格。《桃花扇·题词》中沈成垣所说：“云亭作《桃花扇》，是读破万卷之时，其胸中浩浩落落，绝无全牛矣。”也就是说作者已然跳出历史真实的层面，升华出历史的义断。作者的见解，光明洞达，诛乱臣贼子。正世道人心。

　　据上文所述，如果我们认为《桃花扇》事事俱实，则不免又过分胶柱鼓瑟。孔尚任是诗人、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尽管他对南明历史有相当深的研究，但并不想以一部戏剧代替南明史，因此对题材人物的剪接、挪移、点染、甚至虚构，都是题中之义，自不用赘叙。《桃花扇》最成功之处在于余音缭绕的诗意，让诗意去感动读者和观众，使其唏嘘感慨，掩卷沉思。于此孔尚任做了非常精辟的说明：“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理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于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题辞》)戏剧是综合艺术，作者需要多种艺术准备和才华，因此虽“小道”而能达康庄。《桃花扇》就是如此，史家之笔法和《春秋》之义断只是就叙事而言，而“旨趣”则本之于《诗》。
　　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戏剧史上孔尚任是少有的耽于意味和注重形式的作家，在他接触《桃花扇》题材的数十年间，始终徘徊于意味与形式之间。少年时获得了一点感兴和意味，但这时只是个单薄的空壳。三年治河期间获得的所有资料填充了这个空壳，数十年人生阅历和对弥漫于清初知识阶层反思历史思潮的把握，使这一题材获得了历史与时代个性的品格和内涵。与此同时，表达意味的形式逐渐清晰起来：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儿女离合如何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桃花扇小引》讲出自己的思路：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业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喷喷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