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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9-1-15 4:40:25

　　黑格尔所说的思考和概念就是理念，有时他也用理念的说法，他的理念也就是理性，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黑格尔曾说过：
　　理念可以理解为理性(即哲学上真正意义的理性)，也可以理解为主体一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可以理解为具有现实性于其自身的可能性；或其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的东西等等。因为理念包含有知性的一切关系在内，但是包含这些关系于它们的无限回复和自身同一之中。
　　而且这种理念在文学与哲学中是没有根本差异的，文学中的理念也就是哲学中的理性，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直如此，而且这一特征在《理想国》和黑格尔《美学》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这两部既是文学理论又是哲学的著作中，他们在相同的意义上运用了这一观念。
　　实际上黑格尔所承认的只是理性同一性，而对于他所说的包括于理性之中的知性、无限回复性，只是一种假想，并不真正存在。但是无可怀疑，黑格尔是最深刻理解了柏拉图理念的西方学者之一，唯其理解，才可能对其进行颠覆与批判。这就是黑格尔的诗论，黑格尔认为诗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将它放在《美学》一书的最后进行论述。
　　黑格尔将诗与其他艺术形式主要是绘画与音乐进行比较，这并非其独创，但是黑格尔的视域却是前人所没有，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即理念与其显现方式，以此作为比较的准绳，从而拉开了与莱辛等艺术理论家的距离。黑格尔认为：
　　如果我们从诗与音乐，绘画以及其它造形艺术的区别来看诗的特性，那就可以看出：诗的特性在上文提到的感性表现方式的降低以及一切诗的内容的明确展现……这样把精神内容从感性材料(媒介)中抽回来，马上就要引起一个问题：诗所特有的外在客观因素既然不是音调，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那就是内心中的观念和观感本身。
　　这是黑格尔的视域，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视域，从艺术再现理念的程度来评价它的价值，而不是从艺术再现现实的水平来分析。当然也很容易看到，黑格尔从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贬低一般的诗人，他盛赞荷马史诗的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希腊悲剧等古典艺术，这些在黑格尔来说都属于诗的范畴。
　　黑格尔的诗论中以西方的史诗为中心，但也涉及抒情诗，他认为“最完美的抒情诗所表现的就是凝聚(集中)于一个具体情境的心情，因为感受的心灵是主体性中最内在最亲切的因素，而着眼于一般的思索和观察却最易流于采取教训诗的语调，或是用史诗的方式把内容中实体性方面的客观事实单挑出来表现。”
　　如果仅从这一论断来看，黑格尔简直是叶燮的知音了，叶燮所提倡的情感、意象与黑格尔的“情境”完全可以直接应合。如果说，叶燮超越的是理学家，那么可以说，黑格尔超越的恰是柏拉图，他所提倡的情感、实在都是相对于理念而言的。
　　东西方历史这两次否定都不是绝对的否定。当叶燮否定理学家们的理时，用的是意象对理的融合，而黑格尔在否定柏拉图的理念时，则更为直接，因为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更为有利，主要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德国古典哲学其实是一种浪漫的哲学，黑格尔作为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深谙这种精神的。
　　但是如果比较是一种不同语境的对话，那么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义理是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主要是人与人、天与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其中也含有真理意义，不过这种“真”往往与道德的“善”和诗化的“美”是互相关联的。这种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到宋元明清时代其中心归结为理一气关系，叶燮的理论也基本上是以外理内气为构架的。理与气，就是西方的思维与存在(心物则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在程朱陆王等理学家的努力下，“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叶燮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文学中的理不同于哲学或其他的“理”的概念。他认为理可以分为可名言之理与不可名言之理，文学之理是不可名言之理。简单说是与普通的真理观念不同，它只适用于文学文本之中。《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故事、《聊斋志异》中妖仙狐女世界对于现实世界是不合理的，但在小说中是合理的。文学作品中的理在于不可言与可言之间，叶燮称之为“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就是说，文学中的言与意之间没有绝对的统一性。这种观念与西方学者关于文学作品中能指一所指非对称关系的说法是近似的。对于道和义理，我们必须说明，这是象征的意义，不是真实的意义。在艺术作品中，有一种“非真理的理”，它提供给人非认识的认识性。你不能根据《红楼梦》中人物行为来作为自己行为准则，但是，书中的人物形象无疑会对于识别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很大的参考性。这种作用是叶燮所谓“不可言之理”，但却是文学文本最重要的意义。
　　西方重视对于真理的求索，在哲学的认识真理与艺术的表现真理观念之间产生对立是极为自然的。柏拉图《理想国》中攻击诗人的原因即是，诗中描述的事物不是“真”的，是与“真”隔着三层的，诗无异于谎言。当英国诗人雪莱为诗辩护时，他所关注的仍然是“真与不真”的问题，他认为诗并非谎言，只是诗中的真实与现实中的真实并不相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永恒真实(eternaltruth)。在雪莱的《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中指出，诗中使用想像力，但并不是不真实，相反，诗的目的是在于显现出“想像[有机的具体]表现于生活的永恒的真理之中”(the image [the organicconcreteness] of life expressed in its eternal truth)。这种真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而只有想像才能达到。与柏拉图相反，雪莱高度评价想像力。他认为，人的心理能力分为推理力与想像力，推理是分析能力，想像是综合能力，也是创造力。在综合中创造是想像的特征，两者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一样，有主次之分，但是无优劣之别，它们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因此柏拉图抬高理智贬抑想像是错误的。至于说诗人是说谎者，煽动人性中卑劣成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诗并不引导无知，而是引导人达到更高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人性的真实，不是历史的真实(这里雪莱显然是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诗高于历史”的观念来批评柏拉图的主张)。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康德总结了17世纪感觉论和唯理论之间的争论历史，认为不能说感性与理性这些能力中哪一种更好，“没有感性我们就不会感知任何一个对象，而没有知性，则不能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仅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所以康德认为认识能力是综合性的，它有三种：第一是观念把握，并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以形象为中心把多种多样的直观内容都统一起来。第二是记忆，即是形象的再现形式。第三是统觉，它是指再现观念与它们所得到的诸种现象之间的同一性关系，所以其中包括了思维者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就是我作为思维着的自我与自我同一性之间有统一关系。这三种能力尽管不同，它们都要借助于想像力来实现，想像力能结合感性与知性，使得感性的现象成为经验认识的对象，使经验的认识走向客观的真理性。柯勒律治从康德哲学和谢林哲学中受到启发，重新评价前人评价不高的想像力，他认为前人之所以批评想像力是由于把想像与幻想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一个人愈能清楚地以观念来复制感官印象，他的想像力就愈大，因为它是一种把感觉印象映现在心中的能力。一个人愈能随心所欲地唤起，连接或联想那些内在的意象，以便完成那些不在眼在的对象的理想表现，他的幻想力就愈大。想像力是一种描绘的能力，幻想力是一种唤起和结合的能力。”可见，他的想像力还是以复制现实为主要特性的，他没有一个对于超现实世界的理想。虽然他也说想像力是创造性的，是“无限的‘我在’所具有的永恒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现”等，但对于想像过程的理解已经限制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不可能像雪莱那样把想像力作为一种高于理智力的能力。可以说，受柏拉图影响而又力图超越柏拉图的雪莱，是从存在意义上来思考艺术想像力的本质，而接受康德思想的柯律勒治则是注重对于人的理性与想像能力的层次上来思考的。这是我们对于两人的初步总结，同时也要承认，两人的出发点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未必柏拉图就比康德高明，但是分析两人的视域差异却不是完全无意义的。相比之下，雪莱的想像力论更注意文本与真实之间的联系，这既是对于柏拉图理论的驳斥也是一种理论创新，可惜雪莱关于想像力代表“永恒真理”的观念在19世纪并没有多少响应者。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它才重新成为注意的中心。
　　诗文的“理”比起大而空的“道”来说，虽然有较大的进步，但即使叶燮也不能不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可言之理”，实际上默认文学仍然是理，只是不可名言的。这不禁令人想起刘勰相近的观念，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技条。”视文章为经典之枝条，其中的道理虽然十分重要，但毕竟又经与“圣旨”隔了一层，而且《文心雕龙·原道》也把“文”看作是“德”，与“道”仍然是有区别的。“德”含有种族生命的感性意义，仍然与“道”的理性有差异。可以说，从刘勰到叶燮的理论中，虽然重视文学意义，但仍对其意义与道、理的概念有明确的划分。西方对于文学意义的评价中，变化就更丰富了，针对柏拉图这样文以害道式的主张，除了雪莱等人把诗的想像力看作人类高级能力的，认为诗中含有世界的永恒的真理之外。当代更有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同，艺术作为存在者这真理的显现，其本质是诗。目标是理解超语言的真理，即中国人所久已赞扬的“不可名言之理”。对于这个道理，还有意大利维柯、加拿大弗莱(Nonhmp Frye)等更是从历时性观念，从语言和隐喻的发生，从文学象征、文学原型(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方面进行了梳理。
　　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各有自己的文化语境，叶燮的理归根结底要从一种诗言志缘情的传统中来看，它对义理的逾越不能不受到这种传统的制约。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中心则是另一种语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念无论其显现的方式如何变化，理性的樊篱却是无法越过的。诗的话语可以达到不隔的境界，文化的传统却并非如此轻易能逾越，而这种隔与不隔的探讨可能正是比较诗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