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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作者:admin 来源:网络日期:2009-1-15 21:12:21

　　在意象呈现和意境营造这个方面，废名不仅是有理论的提倡和阐释，同时更以他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实践和实验。在废名的诗中，意象的呈现也几乎如“盛宴”一般丰富。他尤其偏爱“镜”、“灯”、“花”、“海”、“坟”、“桥”等佛教最常用的象征性意象，而这些意象在诗歌中又因其与东方文化的深层联系而尤显传统审美特色。在他的诗中，即便是偶然出现的那些明显带有“现代化”气息的都市意象，如《街头》中的“汽车”、“邮筒”，也终归是“大街寂寞、人类寂寞”等传统情调的反衬，并不真正体现现代都市的精神内涵。此外，再加上他大量化用的传统诗文中的典故，如《理发店》中的“鱼相忘于江湖”，《掐花》中的“摘花高处赌身轻”和“桃花源”，以及《寄之琳》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等等，都使其作品从阅读直观上就先已贴近了传统。
　　废名的禅意更是一种“哲学”，一种关注生死问题的哲学。废名自己曾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很显然，废名希望以文艺的形式探索生命哲学的内容。对中国文学传统中这一方面的缺乏，他感到非常遗憾。因此，对旧诗文中的相关内容，废名显得格外珍惜。他说：“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曾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庾信“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以及“物受其生，于天不谢”，“可谓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在这些诗文中，废名看到的是“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的诗意，而在这些深蕴“禅意”的诗情中，他更看重的是那种深广的人生哲学的韵味。
　　废名正是以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个性化地进入了东方精神文化传统，从中梳理出现代人的精神和哲学。

　　三、创造性地突破“传统”与“现代”之对立

　　事实上，分析废名在哪些方面表现得“传统”，或在哪些“传统”的发掘中蕴蓄着“现代”追求，这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我最感兴趣的是，废名——包括其他一些具有相同文学观念的诗人、作家——有意识地表明这样一种延续“传统”的姿态和立场，在当时那种注重求新求异、认为“欧化就是人化”的新文学主潮中，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那么，他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们是要与新文学主潮背道而驰呢?还是殊途同归?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废名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当然不是逆新文学的潮流而动，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写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他们的理想显然与新文学的方向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再是单方面地向外国文学中去寻求启发，而是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初期新文学多所回避的中国古典诗文传统，在两种不同文学传统和体系中，进行创造性的选择和融合。他们是同时向东西两个传统出发，最终抵达的却是新诗自身的创造性和“现代”性。这个双向的思路明显较其他单向向西的思路要开阔得多，同时也更有利于找到一种适合中国新诗发展的自主的、个性化的道路。当然，这种思路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新文学草创初期的文学成就和经验教训的积累之上。一方面，正如卞之琳所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从新诗发生开始的各种尝试中，出现了种种食洋不化的弊病，也促使后来的诗人诗论家们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这个群体里的诗人和作家，都具有一种相似的文学“趣味”，这种“趣味”也许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奠定了他们共同探索的感情基础。
　　基于这些基础，他们得以用认真开放的心态重新考察中国古诗传统。在我看来，他们的考察和重释不是简单的模仿或接续，而是一种创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于传统和现代的融会并不做简单的加法，他们决不是从两方面各选取一些因素——语言的、意象的、形式的等等——融化在一首具体作品中，也不是局部地寻找一些可用的材料，做成中西合璧的“拼盘”，甚至，他们也不是要以现代的方式修改传统，从而遮蔽传统的复杂性。他们的确是在复杂丰富的传统中筛选取舍，以现代人的眼光和需求，寻找新文学观念的传统根源，并在重新总结和梳理中确认自我、找寻现代趋向。应该说，重释传统只是他们的手段和途径，而最终的目标始终指向新诗的“现代”化理想。
　　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周作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他将现代散文喻为“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的说法。这与废名所说的温李“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新诗里自由生长，这……也正是‘文艺复兴’”的说法如出一辙。众所周知，废名是周作人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他的为人为文都受到周作人的巨大影响。他们的趣味相近，文学观念、文章风格也都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同把新文学理解为传统文学的“文艺复兴”，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废名也确曾明白地表示过对周作人文学观念的赞同。他说：http://www.dxlww.net代写论文网
　　岂明先生到了今日认定民国的文学革命是一个文艺复兴，即是四百年前公安派新文学运动的复兴，我以为这是事实，本来在文学发达的途程上复兴就是一种革命。有人或者要问，新文学运动明明是受了欧洲文学的鼓动，何以说是明朝新文学运动的复兴呢?我可以拿一个比喻来回答，在某一地势之下才有某一条河流，而这河流可以在某种障碍之下成为伏流，而又可以因开浚而兴再流之势，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好比一条河，它必然的随时流成一种样子，随时可以受到障碍，八股算得它的障碍，虽然这个障碍也正与汉文有其因果，西方思想给了我们拔去障碍之功，我们只受了他的一个“烟士披里纯”，若我们要找来源还得从这一条河流本身上去找，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正好上承公安派的新文学运动，由他们的问题再一变化自然的要走到我们今日的“国语的文学”，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自己就不意识着，它也必然的渐渐在那里形成，至于公安派人物当时鼓吹文学运动的思想与言论是怎样的与我们今日的新文学运动者完全一致，在这里我还可以不提，我
　　只是就文学变化上一个必然性来说。从这段长长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废名对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不仅仅是认同，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氏的散文观提高到“文学变化的必然性”层面上并加以扩展，将之延伸至散文以外的其它文学体裁中，这样，也就很自然地把诗歌纳入了这一整体的框架系统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作人、废名的文学观念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相悖的。这个思路与新文学初期一些割裂传统转向西方的极端做法相比，显然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在他们的视野里，“传统”并不等同于陈腐的、没有生命力的糟粕，而是一座沉默着的矿山，有已经被过度开采的废矿坑，但也有仍有活力尚待开发的矿点。同样，他们眼中的“现代”也并非西方尺度的现代，并不是追赶上西方的潮流或对其模仿得惟妙惟肖就是实现了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变。甚至于，他们并不把“传统”与“现代”看作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认为“传统”的就一定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就一定是反“传统”的。在他们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通关系。这样的思路和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造和文学研究都有着启发和警醒的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谈废名等人的文学观念，也许不应这样完全不假思索地使用“现代”的概念，或许说他们富有创造力，比说他们“现代”更为贴切。事实上，他们这种在自身的传统中找寻“现代”化出路的方式，也的确体现了一种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文化抱负。